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

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给人类带来灾难。虽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者，预期寿命大为延长，但它却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抽空了生活中的成就感，使人类蒙受屈辱，导致了普遍的精神痛苦（在第三世界亦导致身体痛苦），且带给自然界极度恶劣的破坏。技术上的持续进步只会令情况恶化，必将导致人类蒙受更为深重的屈辱，自然界遭受更大的破坏，使社会分裂加剧，人类的精神痛苦更甚，以致连“发达”国家的人也将难免身体痛苦。
工业技术体系或继续存在，或走向崩溃。倘若继续存在，最终或可减轻人类精神和身体痛苦。但这必须经历漫长而艰辛的调整期，还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人类及其他生物永远沦为设计产品或社会机器微不足道的轮齿。此外，此体系的继续存在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任何改良体系的做法都无力阻挡其剥夺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如果体系崩溃，后果也是令人痛苦的。然而，此体系发展越壮大，崩溃时就越为悲惨。因此，如其必然崩溃，则宜早不宜迟。
因此，我们*主张发起革命，推翻工业体系。这场革命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采取和平手段，可能很快结束，也可能要经历数十年渐进的过程，对此我们无法预测。但我们仍可概括一个基本的方法，提供给憎恶工业体系者，以备他们针对社会体系的革命。这将是一场非政治革命，其目标不是颠覆政府，而是瓦解当前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根基。（*译注，本文中发表看法时提到的“我们主张或认为”，其中“我们”指作者及与其观念相同的人，亦称为FC，自由社团。）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专注于一些工业技术体系带来的负面情况。其他情况只做概述或忽略不提。这并不意味其他情况不重要。基于实际考虑，我们必须将讨论局限于那些公众关注度不足或我们有新见解的领域。比如，鉴于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已经日趋完善，因此这些方面我们就不详述，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现代左派思想的心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深重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点。左派思想广泛表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疯狂，因此，我们将从左派思想的心理讨论入手，来探讨现代社会的综合问题。
然而，什么是左派思想？20世纪上半叶，左派思想可视为社会主义。现今社会主义运动已然分裂，谁是左派亦难以分清。在本文中，左派主要指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政治正确”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活动及残疾人活动积极分子、动物权益保护者之类。但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人，并非都是左派。我们在讨论左派思想时，想要阐明的并非其运动或意识形态，而是相关类型的综述。因此，随着我们对左派心理的讨论，“左派思想”的含义将逐渐明晰。（另见227-230段）
即便如此，比之我们想要表达的，左派思想的概念仍不甚清晰。但对此我们毫无办法。我们这里只想大致指出，主要驱动现代左派思想的两种心理倾向。我们无意宣称已道出左派心理的全部事实。我们的讨论也只适用于现代左派思想。这些讨论在哪些范围内适用于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左派，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
引发现代左派思想的两种心理倾向，我们称为“自卑感”和“过度社会化”。“自卑感”是现代左派思想的整体特征，“过度社会化”仅是现代左派的部分特征，然而这部分特征影响力极大。（译注，本文中所有leftism译为“左派思想”，leftist译为“左派”，leftish译为“左倾”。）自卑感
这里并不仅仅指狭义的“自卑感”，还有一系列相关特征：自尊心低下、无力感、抑郁倾向、失败主义、负罪感及自我憎恶等。我们以为现代左派易于有这些感受（可能多少有所压抑），这些感受决定着现代左派思想的方向。
假若某人将一切针对他（或他所认同的群体）的言论视为贬损，我们可说此人有自卑感或自尊心低下。这类倾向在少数群体权利支持者中很明显，无论他们本身是否属于该群体。他们对指涉少数群体的词汇极度敏感。诸如“黑人”（negro）、“东方人”（oriental）、“残废”（handicapped）以及“小妞”（chick），用来称呼非裔、亚洲人、残疾人及女人，本身并无贬损之意。“娘们”（broad）、“小妞”（chick）也不过是“家伙”（guy）、“哥们”（dude）、“小子”（fellow）的女性化称谓。其中隐含的贬损之意，是那些活动者自行添加的。有些动物权益保护者甚至拒绝用“宠物”（pet）这个词汇，而代之以“动物伴侣”（animal companion）。左倾人类学家每提及原始民族，总是大费周章，极力避免任何可作负面解释的字眼。他们想把“原始”（primitive）替换为“无文字”（nonliterate），任何暗示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的说法，都能让他们抓狂。（我们并不认为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这里仅仅是指出左倾人类学家的极度敏感。）
对“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术语最为敏感者，并非一般的贫民区黑人、亚洲移民、受虐待的女性或残疾人，而是一部分活动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属于“受压迫”群体，甚而来自社会特权阶层。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大本营在大学教授中，他们工作稳当、收入不菲，大多为异性恋白人男性，来自中上阶层家庭。
很多左派对某些群体遭遇的问题深有同感，这些群体被视为软弱（女性）、挫败（印第安原住民）、令人反感（同性恋）以及低劣。对左派而言，这些群体是低劣的。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有此种看法，但正因他们视这些群体为低劣，才如此认同其遭遇的问题。（我们并未暗示女性、印第安人等群体就是低劣的，在此仅仅针对左派的心理提出看法。）
女权主义者极度迫切地想要证明，女性和男性一样强壮有力。显然，意识到女性可能不如男性强壮有力的恐惧，令其相当烦恼。
左派往往憎恨任何具有强大、优秀或成功的形象之事物。他们憎恨美国、憎恨西方文明、憎恨白人男性、憎恨理性。左派自称憎恨西方等事物的原因，显然和其真实动机不符。他们声称，自己之所以憎恨西方，原因在于西方好战、推行帝国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种族歧视。社会主义国家和原始文化中也存在同样缺点，左派则为之寻找借口，至多勉强承认这类缺点的存在。然而西方文明中的这类缺点，左派却热心指出（通常是夸大其词）。显然这些缺点并非左派憎恨美国和西方的真实动机。左派对美国和西方的憎恨皆因其强大和成功。
在自由派和左派的词汇表中，诸如“自信”、“自立”、“自主”、“进取”、“乐观”等是很少见的。左派反对个人主义，拥护集体主义。他们想要社会解决每个人的问题，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照顾好每个人。他们对靠自己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毫无信心。左派反对竞争意识，因其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吸引现代左倾知识分子的艺术形式，往往集中表现污秽、挫败和绝望，或者以狂欢的调子，抛开理性，好似理性无望成就任何事，惟有沉溺于当下的感官刺激中。
现代左倾哲学家往往摒弃理性、科学、客观现实，坚称所有事物都具有文化相对性。诚然，科学知识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假如可以的话）定义客观现实，人们可以进行严肃追问。但显然，现代左倾哲学家不仅是头脑冷静、系统分析知识基本原理的逻辑学家。他们攻击真理和事实时，非常情绪化。他们攻击这些概念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一则，这些攻击是敌意的宣泄；二则，假若这种宣泄成功了，其权力欲将得以满足。更有甚者，科学和理性把某些信仰归类为正确（即成功、优等），另一些信仰则归类为错误（即失败、低劣），左派对之甚为憎恨。左派的自卑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对事物进行成功、优等或失败、低劣的划分，都是他不能容忍的。这点使得很多左派不承认精神疾病的概念及智商测试的效用。左派反对从遗传学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能力和行为。因为这类解释往往让有些人显得比他人优等或低劣。左派喜欢将个人的能力大小归因于社会。这样，倘若某人“低劣”，则错不在他，而在社会，因社会未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左派不像有一类典型人物，因为自卑感而夸夸其谈、自高自大、恃强凌弱、自吹自擂、无情争竞。这类人还未完全丧失自信。他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认知虽有不足，但仍然以为自己是可以变强的，他的努力变强则使他做出种种讨厌的行为【1】。然而左派走得太远了，他的自卑感已然根深蒂固，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强大而有价值的人。左派的集体主义由此而生。只有成为庞大组织或大型运动的一员，他才能感到自身的强大。
要注意左派行动策略中的受虐狂倾向。左派躺在车前抗议，故意激怒警察或种族主义者，使其虐待自己。这些策略往往有效，但很多左派不是基于达到目的而采取这种策略，而是基于对受虐式策略的偏好。自我憎恨是左派的显著特征。
左派可以声称其行动主义（activism）为同情和道德原则所激发，道德原则在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中也起到一些作用。但同情和道德原则绝非左派行动主义的主要动机。敌意在左派行为中太过突出，权力欲亦是如此。更有甚者，许多左派行为并非出于理性计算，以益于他们声称要帮助的人。比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平权运动对黑人有益，那么，敌意和教条的平权运动有意义吗？显然，对那些认为平权运动是在歧视他们的白人，至少做出口头和象征上的妥协，采取相对灵活、安抚的方式更好。然而左派积极分子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这不能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帮助黑人不是他们的真实目标。相反，种族问题只是他们的借口，以供其发泄自身的敌意及受挫的权力欲。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伤害了黑人。因为积极分子对大多数白人的敌对态度，往往使种族仇恨加剧。
即使我们的社会没有任何问题，左派势必会发明出问题，以便为自己的无病呻吟提供借口。
我们在此强调，以上所述，并非对每一个被视作左派者都是精确的。这只是针对左派思想大致倾向的粗略概述。注释：【1】我们认为，所有，或至少绝大多数欺凌弱小者和无情争竞者，都深受自卑之苦。过度社会化
培训儿童按照社会的要求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心理学家将其命名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适度社会化者认同和服从社会道德准则，适应社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说很多左派过度社会化，看来可能有点没道理，因为左派一向被视为反叛者。然而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左派不像看上去那样反叛。
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过于严苛，以至于没人能以完全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感受和行动。比如，我们不应该恨任何人，但几乎每个人都曾恨过他人，不论他自己承认与否。有些人的社会化程度相当高，以道德方式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企图，都带给他们沉重的负担。为了逃避自己的罪恶感，他们必须一再地自我欺骗，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为实际上有着不道德起源的感受和行为找寻道德的解释。我们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来描述这类人【2】。
过度社会化导致自尊心低下、无力感、失败主义及罪恶感等。我们社会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让他们为自己有违社会期待的言行感到羞耻。如果做过了头，或某个特别的儿童对这种感受甚为敏感，最终会导致他自我羞耻。此外，过度社会化者比轻度社会化者，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社会期待的约束。大多数人都做过不少没规矩的事，他们说谎、小偷小摸、违反交通规则、工作时偷懒、讨厌某人，或者为了超过别人而说坏话、耍手段。过度社会化者无法做出这些行为，如果他做了，就会陷入羞耻和自我憎恨之中。过度社会化者甚至无法不带罪恶感地体会那些与社会公认道德相违的想法和感受。他不能有“不干净”的想法。并且社会化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社会化要求我们遵守的很多行为规范都不属于道德范畴。因而过度社会化者一直戴着心理枷锁，终其一生都行进在社会为他铺设的轨道上。这导致很多过度社会化者抑郁和无力，生活煎熬苦恼。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人类对彼此施加的最残忍之暴行。
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现代左派中至为重要且影响力巨大的一部分，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左派思想的方向。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往往是知识分子或来自中上阶层。要留意，大学知识分子【3】，是我们社会最为社会化以及极端左翼的部分。
过度社会化的左派试图挣脱心理枷锁，以反叛来维护其自主权。但通常他不够强大，无法反叛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一般来说，今日左派的目标并非抵触公认的道德。相反，左派将公认道德准则据为己有，然后指责主流社会违反了这些准则。比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帮助穷人、和平或反战、非暴力、言论自由、善待动物等。更为基本的是，个人服务社会以及社会照顾个人的责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社会（或至少其中上阶层）【4】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价值标准。主流媒体和教育系统呈现给我们的数据，或明或暗地表达了这些价值。左派，尤其是其中过度社会化者，通常不会反叛这些准则，而是声称（带有某种程度的真实），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准则，以合理化他们对社会的敌意。
这里有一实例可供说明，当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假装为社会反叛者时，正暴露其对传统观念的真实依恋。很多左派都支持平权运动，争取让黑人获得更高地位的工作，提倡改进黑人学校的教育并投入更多资金；他们将“底层”黑人的生活方式视作社会的耻辱。他们想让黑人融入这个体系，和中上阶层的白人一样，成为企业主管、律师、科学家。左派将辩称，他们绝不想让黑人成为白人的复制品；他们想要保留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然而这种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保留，存在于何处？不过是吃黑人食物、听黑人音乐、穿黑人衣服、去黑人教堂或清真寺。换句话说，只在于这些最肤浅的层面。在本质上，大多数过度社会化的左派想要黑人遵照中产阶级白人的理想。他们想要黑人学习技术知识，成为企业主管或科学家，耗费一生，去攀登地位阶梯，以证明黑人和白人同样优秀。他们想要黑人父亲“有责任心”，想让黑人帮派放弃暴力等等。然而，这些正是工业技术体系的价值观。这个体系完全不在乎个人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信什么宗教，只要他上学，拥有体面的工作，攀登地位阶梯，是“有责任心”的家长，不使用暴力等等。实际上，无论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如何否认，他们想要让黑人融入体系，接受这个体系的价值观。
我们当然不认为，左派，甚至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从未反叛过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显然有时他们会这样做。有些过度社会化的左派竟然反叛现代社会至为重要的一个准则：不能使用身体暴力。对他们而言，暴力成为“解放”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他们使用暴力，以冲破被灌输的心理制约。正因为他们过度社会化，被约束的程度就更深；因此他们需要挣脱这些约束。但是他们通常用主流价值观为自己的反叛辩护。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则声称自己是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
我们认识到，对于上述左派心理的概述，可以提出很多反论。真实情况是复杂的，即使数据齐全，完整的描述也需要大量的篇幅。我们只打算很粗略地指出，现代左派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心理倾向。
左派的问题表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自尊心低下、抑郁倾向和失败主义不仅局限于左派。这些问题虽然在左派身上尤为明显，却广泛存在于社会。现今的社会试图更大程度上将我们社会化，有甚于过去任何社会。甚至还有专家来告诉我们如何吃、如何锻炼、如何做爱、如何抚养子女等等。注释：【2】在维多利亚时期，很多过度社会化者遭受严重的心理问题，皆因社会的约束及自身对性欲的压抑。【3】不一定包括工程学或“硬”科学的专家。（硬科学通常指自然科学）【4】很多中上阶层者反对其中一部分价值观，然而其反对或多或少是隐蔽的。这种反对仅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出现于大众媒体。我们社会的宣传主旨支持上述价值。可以这样说，这些价值观成为官方价值观，主要因其有助于工业体系。暴力遭到阻止，因其会破坏系统的运作。种族主义遭到阻止，因为种族冲突也会破坏体系，歧视会造成少数群体的人才浪费，而这些人才可能有助于体系。贫困必须得“治愈”，因为低下阶层会给体系带来问题，其他阶层与之接触亦会士气低落。支持妇女拥有事业，因妇女的才能有助于体系，更重要的是，妇女有固定工作更易于融入体系，且直接与体系而非家庭相联系。这有利于弱化家庭的团结。（体系的领导者说，他们想要改善家庭，毋宁说，他们想要家庭根据体系的需要，成为儿童社会化的有效工具。我们在51、52段会证明，家庭或其他小型社会群体的强大和自主是这个体系无法允许的。）权力过程
人类有一种需求（可能基于生理），我们称之为“权力过程”（power process）。这与对权力的需求紧密相关（此点被广泛承认），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权力过程有四个元素。其中最明确的三个我们称为目标、努力和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且需要至少获得部分成功。）第四个元素很难定义，且未必所有人都必需。我们称之为自主，后面再进行讨论（第42-44段）。
假设某人所有事都能心想事成。这样的人有权力，但他将会遭受严重的心理问题。起初他会很快乐，然而逐渐地，他会极度无聊且意志消沉。最终他可能罹患抑郁症。历史表明悠闲的贵族往往走向颓废。那些好战的贵族则不会如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奋战。但安全而悠闲，无须发挥自己能力的贵族，尽管他们拥有权力，却通常会变得无聊、沉湎逸乐且意志消沉。这表明仅有权力是不够的，人必须要有目标，以实践他的权力。
每个人都有目标。最低限度，也要维持生活必需：食物、水，以及根据气候所需的衣服、住处。但悠闲的贵族毫不费力就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感到无聊和意志消沉。
如果目标为生存必需品，未实现就会导致死亡。如果目标超出生存必需，未实现则会令人沮丧。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目标，就会导致失败主义、自尊心低下或抑郁。
因此，人需要有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且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以避免严重的心理问题。替代活动
然而，并非所有悠闲的贵族都会变得无聊或意志消沉。比如，裕仁天皇没有沉湎于颓废的享乐主义，而是致力于海洋生物学，并取得卓越成就。当人们不必为满足生理需求而发挥才能时，他们往往为自己设定人为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为完成这些目标所投入的精力和情感，和其本来为了获取生理需求所需投入的一样。因此，罗马贵族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几个世纪前，很多欧洲贵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狩猎，尽管他们完全不缺肉食；其他贵族则故意展示财富以竞逐地位；还有少数贵族，同裕仁天皇一样，致力于科学领域。
人们为自己设定人为目标，仅仅为了有目标可为之努力，或者说仅仅为了获得过程中的“满足感”，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替代活动”（surrogate activity）。这里有一个识别替代活动的经验法则。鉴于某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目标X，想想看：如果他必须花费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其生理需求，且其利用体力和智力来达到目标的方式是丰富有趣的，他还会因为没能达到目标X而感到失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这个人追求目标X的行为就是替代活动。裕仁天皇研究海洋生物学显然是替代活动，因为这点是肯定的：如果裕仁天皇为了满足生存所需，必须将时间花在饶有趣味的非科学任务上，他也不会因为不了解海洋生物的构造和生命周期而失落了。但是，追求性爱（比如）不是替代活动，因为大多数人如果终其一生都没有和异性建立关系，哪怕他们生活过得不错，也会感到失落。（但追求过度的性生活，超出了真实需求，可以说是替代活动。）
现代工业社会中，要满足一个人的生理需求，只需要付出最少的努力。只需要参加某个培训计划学点技艺，然后按时工作，再稍微付出一点努力以胜任工作。唯一的要求是普通的智力，以及最重要的，单纯的服从。拥有这类特质者，会得到社会终生照顾。（当然，这里还有社会底层，他们无法将生活必需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这里指的是主流社会。）因此现代社会充满替代活动就不足为奇了。这类活动包括科学研究、运动成就、人道主义工作、艺术及文学创作，企业内升职，攫取远远超出满足生理所需的金钱和资产，参加解决的问题对自己并不重要的活动，正如那些为非白人少数群体的权利工作的白人活动家。这些行为并非纯粹的替代活动，因为很多人的部分动机是自己的需求，而非针对目标的追求过程。科学研究的部分动机是寻求声望，艺术创作是为了抒发感情，激进的社会运动则出自敌意。但对于大多数追求这些目标的人来说，这类活动大部分是替代活动。比如，大多数科学家或会同意，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赚取的金钱和声望更为重要。
对许多人来说，替代活动不如追求真正的目标（即是说，虽然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人们依然想要获得的目标）那样令人满足。这点的其中一个表现为，在很多或大多数情况下，在替代活动中陷得太深的人，永不满足，永不止息。因此，商人不断地争取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学家一旦解决一个问题，就立即着手下一个问题。长跑运动员总是驱使自己跑得更快更远。很多追求替代活动的人会说，他们从中获得的满足感远甚于那些满足生理需求的“普通的”工作，但那是因为在我们社会，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努力，已被减少到极为琐屑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社会，人们并非自主地满足其生理需求，而是作为巨大社会机器的零件在运作。相反，人们在追求替代活动时，通常有很大的自主性。自主
自主性作为权力过程的一部分，或许并非所有人必需。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需要一些自主性，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努力必须是主动进行的，且须符合自己的期望，受自己控制。然而这种主动性、方向、和控制，对作为个体的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必要。通常作为小型团体的一员已足够。因此，要是几个人讨论同一个目标，且共同努力以实现此目标，则其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将得以满足。但假如他们在领导僵化的命令下工作，毫无自主决定及发挥主动权的空间，则其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将无法满足。同样，当一个集体做决策时，如果此群体过于庞大，个人的作用就无足轻重【5】，个人的需求亦无法满足。
诚然，有些人似乎不需要自主性。可能其权力欲微弱，或者因其属于某些强大的组织，权力欲已得到满足。还有一类人，没有思想、蛮性十足，从纯粹身体力量中就能获得满足（如优秀战士，甘心盲目服从上级，勤练战斗技能以满足其权力感）。
但大多数人需要通过权力过程——建立目标，自主努力，达成目标——来获得自尊、自信及权力感。一个人若没有充足机会经历权力过程，将导致（取决于个体差异及权力过程中断的方式）无聊、意志消沉、自尊心低下、自卑感、失败主义、抑郁、焦虑、罪恶感、沮丧、敌意，虐待配偶或儿童，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反常的性行为，睡眠失常，饮食失调，等等【6】。注释：【5】有人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想自己做决定，宁愿领导代为思考。此话有其道理。人们喜欢在小事上做主，但决定那些根本难题需要面对心理冲突，而多数人反感心理冲突。因此他们指望别人来做困难的决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希望完全被动接受决策，放弃任何可以影响决定的机会。大多数人是天生的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但他们希望自己能和领导保持直接联系，以此影响领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困难的决定。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还是需要自主性的。【6】长期关在笼中的动物有类似症状。这里解释一下，权力过程的剥夺何以导致此类症状：基于对人性的常识性了解，缺乏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导致无聊，长期无聊最终导致抑郁。未能实现目标导致沮丧及自尊心低下。沮丧导致愤怒，愤怒导致攻击性，这通常表现为虐待配偶或儿童。有证据表明长期沮丧通常会导致抑郁，抑郁则会引起罪恶感，睡眠失常，饮食失调以及自我反感。有抑郁倾向者视快感为解药孜孜以求；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以及过度纵欲由此而生，为了得到种种刺激而走向变态。无聊也往往导致过度享乐，因为人们若缺乏其他目标，则通常以逸乐为目标。以上为简要叙述。现实更为复杂，而且显然，以上所述症状并非仅仅因为权力过程的剥夺。附带提一下，我们提到抑郁时，并非一定是严重到需要心理医生治疗的抑郁症。通常只涉及相对轻微的症状。我们所谓的目标，也并非一定是考虑周详的长期目标。因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人，勉强维持生活（日复一日地获取食物以供自己和家人所需）的目标已然足够。社会问题的根源
上述症状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此类症状大规模存在。这个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疯狂，这点并非我们首先提出。这类情况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寻常的。完全有理由相信，比之现代人，原始人遭受的压力和沮丧更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更为满足。诚然，原始社会并非总是轻松美妙的。澳洲土著普遍虐待妇女，一些美国印第安部落亦常见性欲倒错。然而看上去，就一般而言，上文所述的各类问题，原始人比现代人少见得多。
我们将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归因于以下事实：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状态下生活，在此状态下，其行为方式与早期人类养成的行为模式产生冲突。上文中我们明确提出，缺乏适当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是现代社会加诸于人们最重要的异常情况。但这不是唯一的异常情况。权力过程的中断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在处理它之前，我们将讨论一些其他问题。
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异常情况为：人口极度密集、人与自然相隔离、过速变化的社会、以及自然形成的小型小区（诸如家族、村庄或部落）的瓦解。
众所皆知，人口集中会增加压力及攻击性。技术进步导致今日的人口集中化，使人与自然相隔离。前工业社会皆以乡村为主。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及人口比例，现代农业技术让地球可供养密集度远胜以往的人口。（此外，技术加剧了人口集中的效应，因其将更具破坏性的力量交于人的手中。比如，各种各样制造噪音的设备：机动割草机、收音机、摩托车，等等。若不限制此类设备的使用，想要安宁和平的人就会陷入沮丧。若限制其使用，此规定会令设备使用者陷入沮丧。但如果从未发明这些机器，就不会引起冲突和沮丧。）
对原始社会来说，自然界（通常只会缓速变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架构，因此他们有安全感。现代世界中，人类社会主宰自然，且因技术转变，现代社会急速变化。因此，稳定架构不复存在。
保守派是傻子：他们埋怨传统价值观的朽坏，然而却狂热支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显然他们从未想过，没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改变，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办不到的，而这些快速改变将不可避免地打破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维系传统小型社群的纽带的破裂。现代社会通常诱使个人搬迁，脱离自己的小区，这促进了小型社群的解体。除此之外，科技社会若要有效运行，就必须弱化家庭关系及当地小区。现代社会中，个人首先必须忠于体系，其次才能忠于小型小区，因为若小型小区的内部忠诚大于对体系的忠诚，此类小区会损害体系为自己牟利。
假设公务员或公司高管任命他的表亲、朋友或教友担任某职，而不是最有资格担任此职者，他用对个人的忠诚取代了对体系的忠诚，这就是“用人唯亲”或“歧视”。在现代社会，此二者皆为重罪。准工业社会无法使对个人及当地的忠诚服从于对体系的忠诚，往往导致效率低下（拉丁美洲就是这样）。因此，发达的工业社会只能容纳那些被阉割、顺从以及被体系制成工具的小型小区【7】。
人们普遍认为，人口集中、变化迅速以及小区的解体，是社会问题的根源。然而我们认为，它们并不足以引起如今这种程度的社会问题。
一些前工业城市地域辽阔且人口众多，然而其居民并未遭遇与现代人同样程度的心理问题。美国现今仍有人口稀疏的乡村地区，那里亦存在与城区相同的问题，尽管问题不那么严重。因此，人口集中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十九世纪美国不断开拓的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对大家庭及小型小区的瓦解作用，不亚于现在。事实上，很多小家庭选择离群索居，方圆几里没有邻居，不属于任何小区，但他们并未因此出现问题。
此外，美国边境地区的变化是急剧而深刻的。一个人或许出身于木屋中，不受法律秩序的约束，以野生动物为食；等到他长大时，可能已有固定工作，并受有效的法律约束。比之现代人一生中遭遇的变化，这种变化更为深刻，但它似乎并没有导致心理问题。事实上，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基调乐观而自信，与现在完全不同【8】。
我们认为，其区别在于，现代人感到（大体合理）变化是强加给他的，而十九世纪的边境开拓者则感到（亦大体合理）变化是自身选择造成的。从而，拓荒者定居于自己挑选的土地上，通过努力使之成为一个农场。当时，整个县可能只有几百个居民，其独立性与自主性亦远胜现在。因此，拓荒的农场主跻身于相对较小的团体，致力于创建崭新有序的小区。势必有人对此是否为进步怀有疑问，但无论如何，开拓者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已得到满足。
可能还有其他的社会例证，其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与/或小区欠缺紧密联系，然而并未导致如当今工业社会一般的大量行为失常。我们认为，人们缺乏充足机会以正常的经历权力过程，这是现代社会其社会及心理问题的根源。我们并不是说现代社会是唯一中断权力过程的社会。或许大多数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干涉了权力过程。但在现代工业社会，此问题尤其严峻。左派思想，至少在其近期（二十世纪中后期）阶段，正是权力过程被剥夺所导致的症状之一。注释：【7】一些被动内向的群体，可能会有局部例外的情形，比如阿米什人，这种例外对广泛社会影响不大。除此之外，现今美国确有一些真正的小型小区。比如，青少年黑社会和“邪教”。每个人都视其为危害，确实如此，因为这类组织的成员首先忠于彼此，而非忠于体系，体系无法控制他们。再来说说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偷盗和欺诈向来能逃脱法律制裁，因为他们忠于彼此，总有别的吉普赛人来“证明”其清白。显然，若太多人加入这类组织，体系将面临严重困难。二十世纪初，一些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认识到，必须打破诸如家庭之类的小型社会群体：“（孙中山所言）中国人需要高涨的爱国心，将对家庭之忠诚转化为对国家之忠诚……（李璜所言）中国的民族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要抛弃传统的羁绊，尤其是家庭的羁绊。”（Chester C. Tan，“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age125，page297.）【8】诚然，我们清楚，十九世纪美国有其自身的问题，且甚为严重，然而为简洁起见我们只能简要叙述。现代社会中权力过程的中断
我们把人类的本质欲望分为三种：⑴稍作努力就可以满足的欲望；⑵千辛万苦才能满足的欲望；⑶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的欲望。权力过程满足的是第二种欲望。第三种欲望越多，人们就愈发沮丧、愤怒，最终导致失败主义及抑郁，等等。
在现代工业社会，人类的自然欲望往往被推向第一种与第三种，而第二种欲望则愈发人为化。
在原始社会，生存需求属于第二种，只有付出千辛万苦才能获取。但现代社会往往给所有人【9】提供生存必需的保障，只需其稍作努力即可，因此生存需求被推向第一种欲望。（有人可能并不认为保有工作只需“稍作”努力；但通常，中下层的工作，所要求的不过是服从而已。你在规定的地点站立或坐下，按照规定的方式完成任务。你很少有认真发挥自己的机会，工作绝无自主性，因此权力过程的需求亦难以满足。）
在现代社会，社会需求，如性、爱及地位，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通常属于第二种欲望【10】。但是，除非某人对地位有极其强烈的欲望，满足社会欲望所做的努力，仍不足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求。
因此，人为需求被创造出来，归入第二种欲望，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求。广告业与营销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人自以为需要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祖父母们从未渴望或向往过的。要满足这些人为需求，需要耗费很大的心力，因此这些需求就归入第二种欲望（另见第80-82段）。现代人主要通过追求广告业与营销业【11】创造的需要，以及通过替代活动，来满足自己对权力过程的需求。
看来，对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来说，人为化的权力过程是不够的。二十世纪中后期，社会批评家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是现代人被生活的无目的性所折磨。（这种无目的性通常被称为“规范缺失”或“中产阶级的空虚”。）我们认为，所谓“身份危机”实则为缺失目标感，通常是缺少适宜的替代活动。或许很大程度上，存在主义是对现代生活无目的性的回应【12】。追寻“满足感” 在现代社会十分普遍。但我们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以获取满足感（即替代活动）为主要目标的活动，并不能令人彻底满足。也就是说，它无法满足权力过程的需求（见第41段）。唯有通过拥有外部目标的活动，此需求才能被彻底满足，诸如生存必需、性、爱、地位、复仇，等等。
此外，如果通过以下方式：赚钱，攀登地位阶梯，或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体系，则大多数人无法自主地追寻目标。大多数人是别人的雇员，正如我们在第61段所提出的，他们每天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完成任务。即使独立经营者也仅仅是有限自治。这是小型商贾及企业家在政府过度管制下的宿疾。有些管制无疑是不必要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管制是我们这个极度复杂的社会基本且必然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的小型企业依靠加盟体系运作。据几年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很多大公司要求加盟申请者接受性格测验，以排除具有创造力、积极的人，因为这类人不够听话，无法归顺于加盟体系。这就把很多最需要自主的人，排除在小型企业外。
现今，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体系为他们做了什么或对他们做了什么，而非依赖于其自身的作为。而他们自身的作为，亦越来越沿袭体系为其铺设的轨道。机会往往是体系提供的，且必须按照规章制度【13】来把握机会，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遵照专家规定的方法。
在我们社会，因缺乏真正的目标，且追求目标缺乏自主性，导致了权力过程的中断。但这种中断还因为某些欲望被归入第三种：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的欲望。其中之一为对安全的需求。我们的生活取决于别人；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决定，通常连决定者是谁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极少数人（500或1000人）做出重要决定的世界。”¬—菲利普·B·海曼，哈佛法学院，引述人安东尼·刘易斯，纽约日报，1995年4月21日。）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核电站是否安全维护；食物中的农药残留量及空气污染指数；医生技术高明还是不称职；政府经济学家或公司主管决定了我们拥有还是失去工作；诸如此类。大多数人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保护自己免于威胁。个人对安全的追寻遭到挫败，而挫败导致无力感。
或许有人会反驳，原始人比现代人更缺乏人身安全，因其预期寿命更短；因此，现代人遭受的不安全感，低于而非高于正常值。但是心理安全和身体安全并不相符。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东西，与其说是客观安全，不如说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自信。原始人面临凶猛的动物或饥荒，可以自卫反击或迁徙以找寻食物。这些努力未必会成功，但面临威胁，他绝非全然无助。另一方面，现代人面临威胁则束手无策：核事故，食品中的致癌物，环境污染，战争，增税，个人隐私被大公司侵犯，生活方式被全国性的社会或经济现象扰乱。
诚然，原始人面临某些问题无能为力，比如疾病。然而他能淡泊地接受疾病的风险。疾病属于自然，它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是想象的、非人的魔鬼。但是现代人面临的威胁往往是人为的，与运气无关，别人的决定强加在他身上，其作为个人完全无力影响决策。从而导致沮丧、屈辱及愤怒。
因此原始人的安全大抵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论其作为个体或小群体成员）。相反，现代人的安全则掌握在某些离他太远的人或规模太大的组织手中，他的影响力极为微弱。因此现代人寻求安全的欲望往往归入第一种和第三种；在某些领域（食物，住所等等）他只需稍作努力就能得到保障；然而在另一些领域，他无法获得安全。（上述内容极大简化了真实情况，但对现代人与原始人的不同状况做了粗略概述。）
人们有很多短暂的欲望或冲动，它们在现代生活中必然遭受挫败，因此它们被归入第三种欲望。一个人可能会生气，但是现代社会不许打架。大多情况下，甚至言语攻击都不被允许。驾车去往某处时，某人或许着急赶路，或许想要慢行，但通常此人别无选择，只能随车流前行并遵守交通规则。某人可能想换个方式工作，但通常此人只能按雇主的规定工作。在其他很多方面亦然，现代人被束缚在规则（或明或暗）之网中，他的许多冲动都受到阻挠，因此他的权力过程受到干扰。大部分此类规则无法免除，因其对工业社会的运作至为必要。
现代社会的某些方面是极为宽纵的。在不影响体系运作的方面，我们通常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信仰任何宗教（只要此宗教不鼓励危害体系的行为）。我们可以和任何人上床（只要进行的是“安全性行为”）。我们想做什么都行，只要此事非关紧要。然而在所有重要方面，体系往往愈发规范化我们的行为。
并不仅仅只有明文规定或政府在规范我们的行为。通常是非政府组织或整个体系，以间接胁迫、心理压力以及操纵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多数大型组织会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14】，以操纵公众意见或行为。宣传不仅限于“商业广告”，有时制作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宣传。比如，娱乐节目的内容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形式。举一个间接胁迫的例子：并无法律规定，我们必须每天上班且听从雇主的命令。没有什么法律条文，能阻止我们如原始人一般在野外生活或自主创业。但实际上野外环境已所剩无几，且能容纳小企业主的经济空间已非常狭窄。因此，大多数人只有为别人打工才能生存。
我们认为，现代人痴迷于长寿，在老年亦维持其精力及性吸引力，这是权力过程被剥夺所导致的不满足的症状。“中年危机”也是此类症状。同样，对生养子女兴趣缺缺，在现代社会也很普遍，但在原始社会则几乎闻所未闻。
在原始社会，生活是一系列阶段。一个阶段的需求和目标达成后，则继续下一个阶段，其间没有特别勉强之处。一个年轻男人通过成为猎人来完成权力过程，狩猎并非取乐或得到满足感，而是获取必需的肉食。（年轻女人的权力过程更复杂，更着重于社会权力，这里暂不讨论。）这一阶段顺利通过后，年轻人就会毫无勉强地安定下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相反，一些现代人无限期延迟生养子女，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求某种“满足感”。我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满足感，就是对权力过程的充分体验——要有真正的目标，而非替代活动的人为目标。）如前，在成功养育子女，通过为子女提供生存必需品以完成权力过程后，原始人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准备好接受老年（如果他能活这么久）与死亡。相反，现代人困扰于体质衰退及死亡的前景，想尽办法维持其体质、外貌及健康。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从未让自己的身体起到实际作用，从未严肃对待自己的身体以完成权力过程，从而导致不满足。担心衰老的人，不是原始人，而是现代人。原始人每天为了实际目标而应用身体，而现代人对身体的实际应用无非下车走回家而已。在人生过程中，权力过程的需求得到满足者，最能接受人生的终点。
读过上段论述，有人可能会说：“社会必须设法为人们提供完成权力过程的机会。”对这类人而言，由社会提供机会，这一事实就已然摧毁了此机会的价值。他们需要的是找寻或创造自己的机会。只要机会还是由社会提供，他们就始终受社会的牵制。要获得自主，就得摆脱这种牵制。注释：【9】这里对“底层阶级”保留不谈。我们所指的是主流社会。【10】有些社会学家、教育家、“精神健康”专家，诸如此类，他们竭尽所能，将社会欲望推向第一种，以使人人都能过上圆满的社会生活。【11】对获取物质的无穷欲望，真是广告业与营销业的产物吗？人类无疑并非生来就有获取物质的欲望。在许多文化中，人们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必需，极少有物质欲望（澳洲土著，墨西哥农民传统文化，某些非洲文化）。另一方面，有很多工业化之前的文化，物质欲望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我们不能说当今社会唯利是图的文化，全是广告业与营销业创造的。但显然，广告业与营销业大力推动了此文化的产生。大公司在广告上花费数百万美元，如果他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笔花费将带来更大收益，是绝不会花这笔钱的。一个FC（Freedom Club自由社团）成员几年前遇上一个销售经理，此人对他坦言：“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们买他们既不想要也不需要的东西。”接着他讲述了这点是如何办到的：一个未经训练的新手尽可以向顾客展示产品，却完全卖不出去，而一个训练有素、业务精通的销售员面对同样的顾客，却可以卖出很多东西。这表明，人们会在摆布之下购买其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12】最近这15年，无目的性的问题似乎不再那么严重，因为比起以往，人们更缺乏身体和经济上的保障，对安全感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目标。但很难获取安全的挫败，替代了无目的性。我们强调无目的性的问题，因为自由派和左派想要通过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安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假若这真的实现，也只是把无目的性的问题带回来而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提供人们的安全是否足够，而在于人们的安全取决于系统而非其自身。顺带说一下，有些人很容易被持枪权的问题所激怒，这点是部分原因；拥有枪使他们对自身安全有了一些控制权。【13】保守派努力减少政府管制，这对普通人没多大好处。首先，只有小部分管制能消除，因为大部分管制是必要的。其次，大多数放松管制，只影响企业而非普通人，因此其主要效应为，把政府的权力转移给了私人公司。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干扰其生活的政府被大公司所取代，此类公司或被允许，如倾倒更多的化学品进入水源，并导致癌症。保守派把普通人当傻子，利用他们对大政府的怨恨增进大企业的权力。【14】假若某人认同某种宣传的目地，他通常称之为“教育”或某些类似委婉语。但宣传就是宣传，不论其目地为何。一些人的适应方式
工业技术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遭受心理问题。有人甚至自称十分满意社会现状。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人们对现代社会反应如此不同的部分原因。
首先，人与人之间欲望强弱不同，这点毫无疑问。相对而言，欲望弱者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就相对少，或至少对其过程中的自主性需求较少。这类人很温顺，和旧南方种植园黑奴一样。（我们并非嘲笑旧南方的“种植园黑奴”。值得赞扬的是，大多数黑奴并不满足于被奴役。我们嘲笑的是那些满足于被奴役者。）
有些人或许有超常的欲望去追寻，以满足其权力过程的需求。比如，那些对社会地位有强烈欲望的人，可能会穷其一生去攀登地位阶梯而毫不厌倦。
人们对于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易感性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极易受影响，尽管赚了很多钱，但他们对营销业在其眼前招摇的闪亮的新玩具，仍然持续渴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尽管他们收入可观，却总是感到拮据，其渴求亦遭到挫败。
有些人不太容易受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影响。这些人对金钱不感兴趣，获取物质无法满足他们对权力过程的需求。
有些人对于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易感性属于中等。这些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自己对商品与服务的渴求，但必须为此付出许多努力（加班，兼职，争取升职等）。因此他们采取获取物质这一手段，来满足对权力过程的需求。但其需求未必能得到完全满足。他们可能在权力过程中缺乏自主（其工作就是执行命令），其部分欲望也可能遭受挫败（如安全感或攻击性）。（我们在第80-82段的论述过度简化，因为我们假定，获取物质的欲望，完全是广告业及营销业的造物。显然实情并不这样单纯。）11【见注释11】
有些人通过归属于某个强大组织或群众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缺乏目标或权力的个人，会加入某个组织或运动，将其目标认作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此目标。当其中部分目标达成后，即使个人的努力在此中作用微乎其微，他也会感到（通过他对运动和组织的认同）自己完成了权力过程。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和共产党都利用过这种心理现象。我们社会也在利用这点，只是手法相对精细。比如：曼努埃尔·诺列加激怒了美国（目标：惩治诺列加），美国就入侵了巴拿马（努力）并惩治了诺列加（目标达成）。因此，美国完成了权力过程，许多认同美国的美国人也产生共鸣，体验了权力过程。入侵巴拿马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因其给予人们权力感【15】。在军队、公司、政党、人道主义组织、宗教或思想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特别是左派，往往吸引想要满足权力欲的人。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认同某个大型组织或群众运动，并不能完全满足其权力欲。
人们满足权力过程的另一方法为替代活动。如同我们在第38-42段中所言，替代活动针对人为目标，个人追求此类目标是为了获取“满足感”，而不是为了达到此目标本身。比如，锻炼出巨大肌肉，将小球击入洞中或搜集整套邮票，这类行为并无实用动机。但我们社会仍有很多人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健身、高尔夫或集邮。有些人比别人更容易“受人支配”，仅仅因为周围的人觉得某种替代活动重要，或社会告诉他这很重要，就对之加以重视。这就是为何有些人会那么看重某些无足轻重的活动，诸如体育运动、桥牌、象棋或晦涩的学术研究。而头脑清楚的人，则仅仅将之视为替代活动，因此在满足权力过程的需求时，从未对其特别看重。下面只需要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也是替代活动，但不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活动的部分动机为获取生存必需（对某些人而言）和社会地位以及广告令其想要拥有的奢侈品。但很多人工作极其努力，远超出赚取任何金钱或地位所需的范围，这种额外的努力构成了替代活动。这种额外努力加上伴随而来的感情投资，是促进体系持续发展及完善的强大力量，并对个人自由起负作用（见第131段）。尤其对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工作往往为替代活动。这点非常重要，值得单独讨论（见第87-92段）。
本章节我们讲解了现代社会很多人，怎样或多或少满足对权力过程的需求。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并没能完全满足对权力过程的需求。首先，那些对社会地位有强烈欲望者，或完全着迷于替代活动者，或强烈认同某运动或组织者，他们以此满足自己对权力过程的需求，这类人皆为特例。其他人是无法通过这类方法获得满足的（见第41，64段）。其次，体系通过明文规定与社会化，将太多管制强加于个人，其结果为个人缺乏自主，且因为达到某些目标的不可能和抑制过多冲动，最终必然导致沮丧。
但是，纵然工业技术体系的大多数人都非常满足，我们（自由社团）依然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因为（此为原因之一）我们认为通过替代活动或认同某组织，而非追寻真正的目标，以此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求，是对人类的贬损。注释：【15】我们对于赞成或反对入侵巴拿马，不做表述。我们只想藉此阐明一个观点。科学家的动机
替代活动的最重要范例，为科学与技术。有些科学家声称其动机为“好奇”或渴求“造福人类”。然而很容易看出，这两点皆非大多科学家的本质动机。说到“好奇”，这种想法纯属荒谬。大多科学家研究的并非任何正常好奇的对象，而是相当专业的问题。比如，天文学家、数学家或昆虫学家会对三甲基丁烷的属性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才会，只因化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化学家会对昆虫新品种的适当分类好奇吗？不会。只有昆虫学家才会对此好奇，只因昆虫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如果化学家和昆虫学家为了获取生存必需，只有刻苦努力，而这种努力以饶有趣味的非科学方式使其能力得以发挥，那么他们不会在乎三甲基丁烷或昆虫分类。假设，化学家因为缺乏研究生学费，没当成化学家，而成了保险经纪人，如果那样的话，他会对保险事宜感兴趣，而不会在乎三甲基丁烷之类了。总之，科学家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工作中，这很不寻常。用“好奇”来解释科学家的动机是站不住脚的。
用“造福人类”来解释也好不到哪儿去。某些科学研究跟人类的福利扯不上什么关系，比如考古学或比较语言学。其他某些科学领域则显然有可能造成危害。然而，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对待工作的热情度，与开发疫苗或研究空气污染的科学家一样。想想爱德华·泰勒博士的例子，他热切地促进核电站的建设。这是出自于造福人类吗？如果是的话，为何泰勒博士对其他“人道主义”事业一点也不热心呢？如果他是人道主义者，为何要协助开发氢弹呢？同许多其他科学成就一样，核电站是否造福人类还尚待商榷。电费低廉的好处，能压过核废料累积及意外风险吗？泰勒博士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显然泰勒博士热心于核电开发，并非出自于“造福人类”的渴望，而是出自于工作及将工作投入实用所带来的满足感。
科学家通常都是这样。除开极少例外，他们的动机既非好奇心，也非渴求“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求：拥有一个目标（一个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为之付出努力（研究）以及达成目标（问题得到解决）。科学是替代活动，因科学家工作主要为了从中获取满足感。
当然，情况并非这样简单。很多科学家也有其他动机，比如金钱与地位。有些科学家可能是那种贪求地位、永不餍足（见第79段）的类型，这就为其工作提供了极大动机。无疑，大多数科学家和公众一样，多少受到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影响，需要金钱来满足其对商品与服务的渴求。因此科学虽不纯粹为替代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活动。
此外，科学与技术也构成了群众权力运动，很多科学家通过认同此运动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见第83段）。
因此，科学盲目前进，不考虑人类的真实利益或其他任何准则，仅仅顺从科学家、政府官员及公司主管的心理需求。自由的本质
我们将证明，工业技术社会无法进行改良，以阻止其逐步侵吞人类自由的空间。但是，“自由”有多种解释，我们必须先厘清这里所涉及的自由是哪种。
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拥有完成权力过程的机会，且要有真正的目标，而非替代活动的人为目标，也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大型组织的干扰、操纵或监视。自由意味着生死攸关之事由自己控制（不论作为个体还是小型群体中的一员）；比如食物，衣物，住处以及抵御其环境中的任何威胁。自由意味着拥有权力，不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身周边环境的权力。如果一个人被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所控制，不论其实施方式如何仁慈、宽容和放任，这个人也毫无自由可言。不能把放任当作自由，这点很重要（见第72段）。
我们被认为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在宪法保证下，我们有一定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般重要。社会中个人自由程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与技术结构，而非法律或政府形式【16】。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部分印第安民族为君主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也多由独裁者掌控。但若阅读有关这些社会的史料，会发现这些社会的个人自由远远超出我们的社会。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缺乏有效执行其统治者意志的机制：没有组织有序的现代警察，没有迅速的远程通信，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普通公民的生活信息库。因此，避开控制相对容易。
至于宪法权利，这里以新闻出版自由为例。我们无意攻击这一权利；它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以限制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以及通过曝光掌权者的品行不端以约束其政治权力。但是新闻出版自由对普通公民个人的用处很小。大众传媒基本上被与体系融为一体的大型组织控制。任何人只要有点钱就可以出版些什么，或将信息上传网络等方式表达自己，但是他想说的话将会被媒体的海量数据淹没，因此将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如此，对大多数个人或小型群体而言，想要通过自己的言论在社会上留下印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我们（自由社团）为例。如果我们从未有任何暴力行为，并将这份文稿交给出版社，他们很可能不会接受。就算他们接受并出版，也很可能吸引不了多少读者，因为比起阅读严肃的文章，观看媒体播出的娱乐节目有趣得多。哪怕这些文章有许多读者，其中大部分读者也会很快遗忘其内容，因为其意识已经淹没在媒体呈现的海量信息中。为了把我们的信息呈现给公众，并有机会产生持久的印象，我们不得不杀人。
宪法权利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只能保证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根据资产阶级的观念，“自由”人实质上是社会机器的组件，只拥有特定的、规划限定下的自由；这些自由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服务于个人，而是服务于社会机器的需求。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有经济自由，因其能促进发展与进步；他有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公开批评可以遏制政治领袖的品行不端；他有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因为基于当权者突发奇想的监禁会危害体系。这显然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态度。对他而言，只有利用自由推动进步（资产阶级观念下的进步）者，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有类似观点，认为自由不过是达到集体目标的手段。切斯特·C·坦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第202页中，讲解了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理念：“一个人被赋予权利，因其是社会的一员，其社会生活需要这些权利。胡在这里所指为全国社会。”在第259页中，坦指出据张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认为，自由只能用来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但是如果某人只能遵照别人的规定来行使自由，这还算什么自由？FC（自由社团）的自由观不同于玻利瓦尔、胡、张或其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把社会理论的开发与运用当作替代活动。因此，这些理论之所以被设计，是为了服务于理论家的自身需求，而非其他人的需求，那些人不幸生活在强加这类理论的社会中。
本章节还有一个观点需要说明：人们不该仅仅因为某人声称自己足够自由，就假定此人的确足够自由。在人们无意识中，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心理控制的约束。并且，很多人对于自由如何构成的概念，往往并非由自己控制，而是受到社会成规的支配。比如，很可能大多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会声称，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其社会化程度不是太深，而是太浅。然而，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为其高度社会化付出了惨重的心理代价。注释：【16】当北美为英国殖民地时，法律保障的自由远远少于美国宪法生效后。然而，前工业化的美国，无论独立战争前后，与工业革命后的美国相比，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以下引用《美国的暴力：历史与比较观》（休·莱恩&泰德·罗伯特·格尔编，第12章作者罗杰·莱恩，第476-478页）中的一段话：“（十九世纪美国）随着礼节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官方执法部门愈发依赖……在整个社会十分普遍……社会行为的改变如此长久且广泛，显示其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基础相关；即为工业城市化本身…..马萨诸塞州1835年大约有660,940人，其中农村人口占81%，绝大多数人口为前工业化人口及本地人。其公民惯于拥有相当多的个人自由。无论是赶车人、农夫还是工匠，都习惯自由地安排时间，其工作性质是他们独立于彼此……个人问题，过失甚或犯罪，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在1835年，结队而来声势渐壮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影响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个人行为。工厂要求人们行为规整，生活服从于钟表与日历的节奏以及工头与主管的命令。在城镇中，人口聚居导致很多之前无异议的行为成为禁忌。大型机构的白领与蓝领，与工作伙伴相互依赖；他们的工作时有交涉，因此一个人的事再非其个人能控制了。新形式的生活与工作造成的结果，到1900年已非常明显，马萨诸塞州2,805,346人中76%为城市人口。大量的暴力或不规矩的行为，在一个自由随意的社会中还可被容忍，但在其后社会氛围更加正式与合作的社会中，是不被接受的……总之，向城市迁徙，造就了比其前辈更为驯良、社会化及“文明”的一代人。一些历史原则
设想历史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为不规则部分，由无明显模式且无法预知的事件构成；其二为规则部分，由长期历史趋势构成。我们这里谈论的是长期趋势。
第一个原则。假若历史长期趋势被某个微小变化所影响，此影响往往是暂时的，历史趋势会很快回复其原本状态。（比如：旨在反腐的社会改良运动，通常只有短期效应；改良者早晚会松懈，腐败则旧态复萌. 一个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往往是恒定的，或随着社会改革缓慢变化。通常，只有伴随广泛的社会变革，政治反腐才会有永久影响；社会中的微小变化是不足够的。）如果某个微小变化看似在历史长期趋势中起到了永久影响，这只是因为此变化与趋势已然转移的方向相一致，因此趋势本身并无变化，只是向前进了一步。
第一个原则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如果一个趋势因微小变化而不稳定，它就不会遵循一定方向，只会任意而行；这样就无法形成长期趋势。
第二个原则。假若某个变化巨大，足以永久转变长期历史趋势，则它将转变整个社会。即是说，社会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体系，任何重要部分的变化，必将导致其他所有部分的变化。
第三个原则。假若某个变化巨大，足以永久转变长期历史趋势，则社会整体结果是无法预测的。（除非许多其他社会已经经历同样的变化和结果，这样可以依据经验预测，又一个经历同样变化的社会，可能将体验类似的结果。）
第四个原则。纸上谈兵造不出一个新社会。即是说，你无法预先筹划出社会的新形态，然后造出来，指望它会按照设想运行。
第三个与第四个原则基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人类行为的变化，将会影响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经济与环境将相互影响，此二者的变化又将通过复杂而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人类行为。因果的网络过于复杂，要将其理清并了解是不可能的。
第五个原则。人们并非自觉地、理性地选择其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通过社会演变而来，不受人类理性控制。
第五个原则是前四个原则的结果。
在此说明：根据第一个原则，通常社会改良的尝试，要么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致（因此仅仅加快了必然会发生的变化），要么只产生暂时效应，社会很快旧态复萌。要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重要方面，造成持久的变化，改良是不够的，只有进行革命。（革命并不一定会涉及武装起义或推翻政府。）根据第二个原则，革命不仅改变社会的一方面，它改变整个社会。根据第三个原则，革命者无法预期变化的发生。根据第四个原则，当革命者与空想家建立一个新社会，它绝不会如期而行。
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并非反例。美国“革命”不是我们所谓的革命，而是一场独立战争，连着影响深远的政治改良。开国元勋们并未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无意于改变。他们仅仅将美国从英国的抑制性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的政治改良并未改变任何基本趋势，仅仅在自然发展的方向推动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社会作为英国社会的分支，已经在民主代议的方向走了很久了。独立战争前，美国殖民地议会已经很大程度上实行了民主代议。宪法确立的政治体系，效仿英国政体及殖民地议会。当然，也进行了重大修改，开国元勋们无疑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走在英语国家已然经过的路上。证据为，英国及英国人占绝大多数的殖民地，最终都产生类似于美国的民主代议。就算当时开国元勋一时胆怯，拒绝签署《独立宣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显著差异。或许我们与英国的联系更紧密，会有议会与首相，而非国会与总统。这些都无关紧要。总之，美国革命不是我们上述原则的反例，而是很好的例证。
一个人要应用这些原则，仍然需要常识。它们表达得不够精密，有待阐释的空间，也能找到例外。因此我们提出这些原则，并非将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定律，而是作为经验法则或思想导览，或可为那些关于未来社会的幼稚想法提供解药。这些原则当被牢记于心，如果某人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则应该审视自己的思想，并仅在有坚实理由的基础上，才能维持他的结论。工业技术社会无法进行改良
上述原则亦有助于说明，要想改良工业体系，以防止其逐步侵吞我们的自由空间，这是何其艰难。至少在工业革命时，就有了牺牲个人自由及地方自治以加强体系持续的趋势。因此，任何保护自由免被技术伤害的改变，都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相违。结果，这种变化要么是暂时的——很快被历史潮流淹没——要么足够产生永久效应，从而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本质。这点是根据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则得出的结果。此外，因为社会的转变无法预测（第三个原则），因而风险是巨大的。若改变足够大，能产生有利自由的长久影响，人们是不会发起这种改变的，因为他们会意识到，这会对体系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任何改良的企图都将过于软弱，不起作用。就算人们发起了足以产生长久影响的改变，一旦造成破坏性影响，他们就会退缩。因此，只有愿意接受整个体系进行激进、危险与无法预测之转变的人，才能发起对自由有利的永久改变。换言之，即是革命者，而非改良者。
某些人渴望拯救自由，却难以割舍技术带来的好处，这种人会提出一些新社会的幼稚方案，以调和自由与技术。且不说提出这类建议者极少能提出建立新社会的实际方案，根据第四个原则，就算建立了新社会，它也将崩溃或与预期不符。
因此，一般而言，不可能找到任何社会改良的方式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在下面几个章节中，我们会给出更具体的理由，以证明自由与技术互不兼容。限制自由，在工业社会不可避免
正如在第65-67,70-73段所解释的，现代人被繁琐的规章制度捆住，其命运取决于远方他人的作为，自己无法对他人的决定产生影响。这并非偶然，亦非傲慢的官僚任意妄为的结果。这对于任何技术发达的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体系为了正常运转，必须严密监管人类行为。人们在工作中必须奉命行事，不然生产会陷入混乱。官僚机构必须严守制度。假若赋予低级官员大量的个人自由裁量权，将会破坏体系，低级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个体差异，亦将导致对不公平的控诉。诚然，有些自由的限制可以得到消除，但一般而言，工业技术社会要运转，就必需大型组织对我们生活的监管。其结果为普通人的无力感。不过，正式监管或被心理工具取代，令我们想要遵从体系的需求。（如广告14【见注释14】，）
体系必须强制人们的行为愈发远离自然模式。比如，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没有他们，体系将无法运转。因此巨大压力加诸于儿童，要求他们在这些领域出类拔萃。青少年耗费大量光阴在课桌前学习，这是不自然的。正常青少年想要积极接触真实世界。原始民族培训儿童去做的事，往往与人类自然的渴望相和谐。比如，美洲印第安人训练男孩户外追逐——正是男孩喜欢的事。我们社会的儿童却被迫学习技术科目，大多儿童是极不情愿的。
因体系持续施压以纠正人类行为，不能或不愿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人也越来越多：福利水蛭（拒绝工作以领取社会救济者）、青少年犯罪团伙、邪教信徒、反政府分子、环保激进分子、辍学者及其他抵制体系者。
任何技术发达的社会，个人的命运必然取决于那些他本人无法施加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为小型自主小区，因为生产依赖大量人与机器的合作。这样的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且必然做出影响大量人口的决策。比如，若一个决定影响了一百万人，则每个被影响者对该决策的影响，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一。实际上，决策者往往是政府官员、公司主管或技术专家，纵然是公众投票决定，通常也会因投票人数过多导致个人的影响微乎其微【17】。因此，大多数个人对关涉其生活的重大决定，无法造成影响。在技术发达的社会，这点是无可救药的。体系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往往是通过宣传，让人们想要那些替他们下的决定，但就算这个“解决方案”完全成功，人们感觉良好，这也是对人的贬损。
保守派与其他一些人提倡更多的“地方自治”。地方小区曾经有自治权，但这种自治越来越不可能了，因为地方小区愈发陷入并依赖大型系统，比如公众设施、计算机网络、高速公路、大众传媒以及现代医疗体系。此外，体系的操作反对自主性，因为一个地区应用的技术，往往会影响遥远的其他地区。比如，在小溪附近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可能会污染下游几百英里的供水系统，而温室效应则影响整个世界。
体系不是亦不能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相反，必须纠正人类行为以满足系统的需求。或许那些自称引导技术体系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与此无关。这是体系自身的毛病，因为引导体系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技术必然性【18】。诚然，体系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但一般而言，这只是为了有利于体系而已。体系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而非人类的需求。比如，体系给人们提供食物，因为如果人人挨饿，体系就无法运转；如果方便，体系也会照料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人感到压抑或叛逆，体系亦无法运转。但是，体系有很多充足且坚实的理由，需要不断向人们施压，纠正他们的行为，以满足体系的需求。垃圾累积过多了怎么办？政府、媒体、教育系统以及环保主义者，每个人都会用大量的资源回收宣传淹没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怎么办？大家同声共气，劝告孩子们去学科学。没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耗费大量光阴，去学习那些他们讨厌的学科，这样做有没有人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而失去工作，就必须忍受“再培训”，这时没人问一问，他们这样任人摆布是否太过耻辱。人人都必须向技术需求折腰，这点被视为当然。而且有充足理由：如果人类需求优先于技术需求，就会产生经济问题、失业、短缺或更糟的情况。我们社会的“精神健康”之概念，其定义主要根据个人基于体系需求行事且无压抑的程度。
在体系内，要为目标感及自主权保留空间，这只是个笑话。比如，有的公司，将每个工人只组装一个机型的一部分，替换为每个工人组装整个机型，声称这就是给予工人目标感与成就感。有些公司试图在工作中给予员工更多自主权，但实际原因导致这种尝试非常有限，且无论如何员工也不能拥有最终目标的自主权，他们的“自主”努力绝不能指向自行挑选的目标，只能指向雇主的目标，诸如公司的生存及发展。任何公司如果允许员工为所欲为，只会很快倒闭。同样，在任何社会主义体系的企业中，员工必须将自己的努力指向企业的目标，否则，企业作为体系一部分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再者，从纯技术层面上说，在工业社会，大多数个人或小型群体想要有自主权，是不可能的。就连小企业主往往也只有很有限的自主。除了受到必要的政府规章的约束，他还必须融入经济体系并符合其需求。比如，若有人开发出新的技术，小型企业主往往只有利用这一技术，以保持其竞争力，无论他自己是否乐意。注释：【17】体系的辩护者很乐意提及有些选举由一两个人投票决定的案例，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18】 “现今，在技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极为相似，尽管其地理位置、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形态都互有差异。芝加哥的基督教银行职员，东京的佛教银行职员，莫斯科的共产党银行职员，这三者的日常生活的相似度，远大于三者之一的任何人与千年前人们生活的相似度。这种相似度是共性技术的结果……” L.斯普拉格·德·坎普，《古老的工程师》，巴兰坦出版社，第17页。这三个银行职员的生活并非完全一样。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所有的技术社会，为了存在下去，必须因循近乎相同的轨道。技术的“好”“坏”两面无法分割
工业社会无法进行有利于自由的改良，其深层原因为，现代技术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其中所有部分相互依存。你无法去掉技术“坏”的一面，只留下“好”的一面。比如，现代医学。医学进步依赖化学、物理、生物、计算器学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先进医疗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只有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社会才能提供。显然，抛开整个体系及附带之事物，医学不会有多大进步。
就算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假设糖尿病被治愈，则有糖尿病遗传基因的人，就可以与别人一样存活并繁衍后代。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这类基因则扩散到群体中。（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因为糖尿病虽未被治愈，但已可用胰岛素缓解。）许多其他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受到群体遗传基因退化的影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某种优生计划及人类基因工程，这样的话，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偶然或者上帝（取决于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造物，而是人工制品。
如果你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涉你的生活，那你就等着政府着手管制你子女的基因构造吧。随着人类基因工程的采用，这种管制不可避免，因为无管制的基因工程是灾难性的【19】。
对这类担忧的通常响应是“医德”。但是，道德规范无法在医学进步面前保护自由，只能让事态更糟。适用于基因工程的道德规范，将导致对人类基因构造的管制。某些人（主要是中上阶层）会决定，这样或那样的基因工程使用为合乎“道德”，其他的则为不道德，结果是他们把自己的基因构造价值观强加于大多数人。就算其道德规范是完全民主的选择，多数人也会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任何持异议的少数人。能真正保护自由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即禁止任何人类基因工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规范在技术社会绝不会实现。任何将基因工程贬为配角的规范都不可持续，因为生物技术的庞大力量带来的诱惑不可抗拒。尤其对大多数人而言，基因技术的很多用途，有明显好处（消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在当代过活的能力）。基因工程必然将大规模使用，但只能以与工业技术体系需求一致的方式使用【20】。注释：【19】试想，不负责任的基因工程师可能会制造一大批恐怖分子。【20】针对医学进步的不良后果进一步举例：假设发现了治愈癌症的可靠方法，即使此疗法过于昂贵，只能用于精英分子，人们阻止致癌物扩散入环境的动机仍然会极大减少。比之渴望自由，技术是更强大的社会力量
持久的妥协不可能存在于技术与自由之间。因为技术是远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并通过自由的再三妥协，不断蚕食自由。想象一个关于两邻居的案例，一开始，两人拥有同样大小的土地，但其中一人比另一人强大。强者向弱者索取一小块地，弱者拒绝了。强者说：“好吧，我们都做点妥协。给我先前要求的一半土地。”弱者别无选择，只好答应。过段时间，强者又向弱者索取一块地，又一次妥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妥协下去。通过一系列强加于弱者的妥协，最终强者得到他所有的土地。技术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亦是如此。
让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比之渴望自由，技术是更强大的社会力量。
某些技术进步，一开始貌似对自由并无威胁，但后来却严重威胁自由。以机动交通工具为例。以前，步行者可以按自己的步调随意而往，无需遵守交通规则，亦无需任何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出现，貌似加大了人们的自由。它们没夺走步行者的自由，任何人不想要机动车，可以不买，而买了的人则比步行者走得更快更远。但是，机动车的出现迅速改变了社会，极大限制了人的通行自由。随着机动车辆越来越多，对其使用进行大规模管制就成为必需。一旦开车，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区，人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只能受车流及各种交通规则的支配。人们为各种职责所累：牌照、驾照考试、审车、保险、安全维修、月供，等等。更有甚者，对使用机动工具与否，人们已无选择的余地。自从机动车辆出现，我们的城市规划已产生巨变，大多数人的工作场所、购物区及休闲区离自身居住点太远，已不在步行范围内，因此他们必须以机动车为交通工具。要不然他们就必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样就比自己开车更不自由。步行者的自由，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城里，他经常要停下来等红绿灯，而红绿灯主要是为机动车而设计的。在乡下，机动车使得沿着公路行走变得危险而难受。（注意我们以机动交通为例所阐述的重要观点：一项新技术作为一个选项出现时，个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它并非总是可选的，很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人们最终发现自己被迫使用它。）
技术进步作为整体在持续不断地侵吞自由空间，然而面对每项技术进步，若只考虑技术本身，看来都是可取的。电、室内管道、迅速的远程通信……怎能反对其中任何一项，又怎能反对造就现代社会的无数技术进步呢？比如，反对电话就极其荒谬，电话只带来好处而没有弊端。然而，正如我们在第59-76段所解释的，所有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身处其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或邻居的手中，而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以及遥远而不知名的技术人员及官僚手中，对这些人，他毫无影响力【21】。同样的进程将会在未来持续。比如，以基因工程为例，很少有人会反对消除遗传病的基因工程，因为它没有明显的害处，却能消除大量痛苦。然而基因的大量改进结合起来，会使人类成为人工制品而非自然造物（或是上帝造物，或其他，根据你的宗教信仰）。
技术之所以成为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另一个原因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技术进步只会向一个方向发展，这一进程不可逆转。一旦某项技术创新被使用，人们通常对此产生依赖，变得离不了它，除非它被另一项更先进的创新取代。不仅个人依赖新的技术项目，更有甚者，整个系统都变得依赖它。（想象一下，现在若没有了计算器，体系会怎样。）因此，体系只能往加大技术化的方向前行。只要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技术会不断地逼迫自由让步，而要技术让步则不可能。
技术急速进步，同时从很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大型组织愈发依赖、宣传与心理技术、基因工程、通过监控设备及计算器侵犯隐私，等等。）。要阻止其中一项威胁，就需要一场漫长而艰难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护自由的人，会被迅速蜂拥而来的新技术压垮，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抵抗。反对任何单独的威胁，只是徒劳而已。只有反抗整个体系才有可能成功，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了。
技术人员（这一词汇，我们用其广义，描述那些需要进行培训以完成专业任务的人）往往深陷于工作中（即他们的替代活动），当工作与自由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以工作为先。这种情况在科学家是很明显的，但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教育工作者、人道主义组织与环保组织，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技术，以达成他们值得称道的目标。公司与政府机构，只要认为个人信息对其有用，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搜集，而不考虑个人的隐私。嫌疑人或往往是无辜者的宪法权利，经常让执法机构很不方便，于是他们采取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限制或规避这类权利。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及执法人员相信自由、隐私及宪法权利，但当他们的工作与之相冲突时，他们往往觉得自己的工作更为重要。
众所皆知，比之逃避惩罚或不良后果，人们在追求报偿时工作表现更为优异，也更为坚持不懈。科学家及其他技术人员工作的主要动机是得到报偿，而那些反抗技术侵犯隐私的人，其努力却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因此，这类令人气馁的任务，就很少有人能表现优异或坚持不懈了。假如改良者获得了重大胜利，设立了坚固屏障，以避免工业进步侵蚀自由，那么大多数人会松懈下来，转而专注其他更为适意的追求。但科学家会在实验室继续忙碌，而技术人员随着技术进步将找到方法，穿过任何屏障，越来越严密地控制个人，使其愈发依赖于体系。
无论法律、机构、习俗或道德规范，任何社会安排都无法提供永久保护，以免于技术的伤害。历史表明，所有社会安排皆为暂时，最终都会改变或崩坏。但在特定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却是永久的。比如，假设能够达成某种社会安排，阻止基因工程应用于人类，或阻止其威胁自已与尊严。然而，技术仍潜伏以待。社会安排迟早会崩坏，而根据目前我们社会变化的速度，其崩坏将会很快。然后，基因工程则会开始侵犯我们的自由空间，而这种侵犯是不可逆的（除非技术文明本身崩坏）。最近发生的有关环境立法之事，应该打消了任何可通过社会安排获得持久成果的幻想。几年前，貌似有了可靠的法律屏障，至少可防止一些最恶劣的环境退化。然而政治风向一转，那些屏障就崩塌了。
上述理由说明，比之渴望自由，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但这一声明，只在一个重要限制下成立。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尤其是人类行为（异化、反叛、敌意，许多社会与心理困难）问题，可能会导致工业技术体系经受沉重的压力。我们希望，体系很可能经受的这一压力，导致其崩溃，或至少将其大为削弱，以使革命的产生成为可能。如果革命发生并成功，在那时将证明，人们渴望自由比渴望技术更为强烈。
在第125段中，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弱邻最终一无所有，因为其强邻通过迫使他做一系列的妥协，夺走了他所有土地。但假设现在强邻病了，因此无力保护自己。弱邻可以迫使强邻归还其土地，也可以杀了他。如果他只是迫使强邻归还土地，让其活了下来，他就是个傻子。因为当强邻身体恢复后，仍然会夺走他所有土地。对弱者来说，唯一理智的选择就是，趁还有机会时杀死强者。同样，我们在工业体系患病时应将其摧毁。如果我们与之妥协，让它从病中恢复，它最终会摧毁我们所有的自由。注释：【21】由于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大量好东西结合在一起会成为一个坏东西，这种说法是矛盾的，我们这里以模拟来说明。假设A先生与B先生下国际象棋，C先生是象棋大师，在A先生后面观棋。A先生当然想赢，因此若C先生为他指点了一步棋，则是在帮A先生。然而现在假设，C先生对A先生的每一步棋都要指点。单独来看每一步棋，C先生是通过指点A先生来帮他，但他每一步棋都要指点，这样就搅了这盘棋，既然每一步棋都是别人教他下的，A先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现代人的处境与A先生相似，体系在方方面面令个人生活更舒适，但如此则剥夺了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更简单的社会问题亦难以解决
如果仍有人臆想，有可能通过改良体系的方式，保护自由免于技术的伤害，就让他细想下，我们社会在处理其他远为简单直接的社会问题时，是何等笨拙且大多失败。此外，体系亦无力阻止环境退化、政治腐败、贩毒以及家庭暴力。
以我们的环境问题为例。这里的价值冲突非常直白：要经济利益还是为我们的后代保存一些自然资源【22】。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掌权者那里听到的只是大量的废话与昏话，没有清晰、持续的行动方针，同时环境问题却不断累加，我们的后代将为此付出代价。解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成为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有时这边占上风，有时那边占上风，其战线随民意的左右摆动而变化。这并非一个理性的过程，亦无法及时成功解决问题。重大社会问题，即使得以“解决”，也极少通过理性的全面计划来实行。各个竞争团体追逐自身（通常为短期）利益【23】，达成（主要靠运气）一些相对稳定的临时协议，有些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事实上，在第100-106段阐述的原则使我们怀疑，长期且理性的社会计划永不会成功。
因此显然，即使只解决相对表面的社会问题，人类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那么，要解决调和自由与技术这种远为困难且精微的问题，又如何办得到？技术呈现的是鲜明的物质优势，而自由是一个抽象概念，对每个人来说有不同含义。而且自由之缺失，往往容易被宣传与混肴视听的说法所蒙蔽。
而且要注意这一重要区别：可以想见，我们的环境问题（为例）或许某天会通过理性的全面计划来解决，但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只能是因为解决这类问题符合体系的长期利益。然而，保护自由或小型群体的自主权，并不符合体系的利益。相反，最大限度地控制人类行为，才符合体系的利益【24】。因此，体系可能基于现实考虑，而采取理性而审慎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亦可能基于现实考虑，而更为严密地控制人类行为（最好通过间接手段，以掩盖对自由的蚕食）。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们（比如：詹姆斯·Q.威尔森）亦曾强调，更为有效地对人民进行“社会化”的重要性。注释：【22】我们这里仅考虑主流价值冲突。为简要起见，我们暂不讨论“非主流”的价值观，比如认为野生环境比人类经济利益重要。【23】自身利益不一定是物质利益。也表现在满足某些心理需求，比如，通过促进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以获取满足感。【24】一个限制条件：在某些领域，允许某一指定程度的自由，符合体系的利益。比如，已经证明，经济自由（加以适当的限制与约束）会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只有按计划、局部有限的自由，才符合体系的利益。必须用绳索牵着个人，哪怕有时绳索得放长些（见第94、97段）。革命比改良容易
但愿我们已经说服了读者，无法通过改良体系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体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要武装起义，但肯定要彻底而根本地改变社会性质。
人们往往会假定，革命带来的变化远大于改良，所以革命比改良更难发起。事实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革命比改良容易得多。因为革命运动能激发人们充沛的热情，而改良运动却办不到。改良运动仅仅提出要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而革命运动则提出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并建立一个新社会；它提供给人们一个理想，使之甘冒风险，甚至为此牺牲。因此，比之针对某部分技术（比如基因工程）的开发应用进行长期有效的限制，推翻整个体系要容易得多。没多少人会专心致志、长期不懈地致力于约束基因工程，但在适当情况下，很多人会充满热情地致力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在第132段中所言，改良者针对某方面的技术寻求限制，主要为避免不良后果。而革命者则为了获取极大的奖赏——实现其革命愿景，因此他们会比改良者更坚持不懈。
如果改良带来的变化太大，总会因对痛苦后果的恐惧而遭到遏止。然而一旦革命热情在社会中生根，人们会甘愿为了革命而遭受无穷苦难。法国与俄国革命清楚地显示了这点。或许在这类案例中，仅有少数人真正献身于革命，但这些人已足够活跃且颇具规模，这就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将在第180-205段深入讨论革命。对人类行为的控制
有序社会为了社会有机体的运转顺利，自文明起始，就对人类施加压力。各个社会中的压力，其间差别很大。有些压力是生理的（营养不良、过度劳累、环境污染），有些压力是心理的（噪音、拥挤、根据社会需求塑造人类行为）。在过去，人性大致是不变的，即使有所变化亦不超出一定界限。因此，社会仅能在有限范围内向人们施加压力。一旦超出了人类的忍受范围，糟糕的事就来了：反叛、犯罪、腐败、罢工、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死亡率升高、出生率下降以及其他的问题。这样，社会要么崩溃，要么运转失灵，终会（或快或慢，通过征服、耗损或演变的方式）被更为有效的社会形式取代【25】。
因此，在过去，人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人们只能承受有限的压力，更多则不行。但现在情况可能变了，因为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造人类的方法。
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它使人们处于极为不幸的境地，接着提供药物给人们以消除其不幸。这是科学幻想吗？某种程度上，这种事在我们社会已经发生。众所皆知，最近几十年，临床抑郁症的患病率已大幅提升。我们确信，这是中断权力过程所致，这点在第59-76段已作解释。然而即使我们错了，抑郁率提升也肯定是现今社会中存在的某些情况所致。现代社会没有去消除导致人们抑郁的情况，而是向人们提供抗抑郁药物。事实上，抗抑郁药意味着改变个人的内在状态，使其能够容忍那些他本身无法容忍的社会情况。（我们知道，抑郁经常是纯遗传性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那些环境起支配作用的案例。）
生产影响思维的药物，仅仅是现代社会开发的控制人类行为的一种新方法。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方法。
我们从监控技术说起。隐藏摄像机现在已经用于大多数商店等地方，计算器被用来搜集处理大量个人信息。这样获取的信息，大大增加了生理强制（即执法）的有效性【26】。接着是宣传，大众传媒为此提供了有效载体。高效的技术被开发出来，以帮助赢得选举、销售产品、影响民意。娱乐产业成为体系的重要心理工具，甚至在其大量传播性与暴力时，亦是如此。娱乐为现代人提供了逃避的必要手段。当人们全神贯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记压力、焦虑、沮丧、不满足。很多原始民族，当他们闲暇时，可以心满意足地、闲适地坐上几个小时，因为他们与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是和平相处的。但大多数现代人却必须持续地忙碌或消遣，否则就会感到“无聊”，也就是说，他们会烦躁、不安、易怒。
其他技术的影响，则比上述更为深远。教育已不再是孩子不会功课就打屁股，会功课就拍拍头这样简单的事了。它成了控制儿童发展的科学技术。比如，西尔万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在激发儿童学习上取得很大成功。在很多传统学校，心理技术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教给家长的“育儿”技术，其设计目的，是为了使儿童接受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并按照体系的要求行事。“精神健康”方案、“介入”技术、心理疗法等等，表面上是为个人利益而设计，但实际上是一种手段，用来诱使个人按体系需求思考与行动。（这里并无矛盾之处。若个人的态度、行为与体系发生冲突，他即是在反抗一个过于强大的力量，无法得胜，亦无从逃避，因此他很可能会遭受压抑、沮丧及挫败。如果他按体系需求来思考与行动，将会好过得多。在这种意义上，体系对个人洗脑，使其从众，也是为他好。）明显粗暴地虐待儿童，在大多数文化中是不被认可的。为了一点小事或毫无理由地折磨儿童，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骇然。但许多心理学家将虐待的概念解释得极为宽泛。打屁股，作为理性且一致的纪律系统的一部分，是否算虐待？此问题的答案，将最终取决于打屁股能否使人产生良好适应社会现存体系的行为。实际上，“虐待”这个词，往往包括了任何干扰体系的育儿方法。因此，一旦超出了防止明显而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防止“虐待儿童”的方案，就直接是为了体系的利益而控制人类行为。
想必，研究将继续增强心理技术的有效性，以控制人类行为。但我们认为，仅凭心理技术，不足以使人类适应正被技术创造着的社会。生物学方法可能也得采用。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到药物的使用。神经学或许可为塑造人类行为提供其他的途径。人类基因工程已经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开始出现，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方法最终不会被用来塑造那些影响思维的身体机能。
正如我们在第134段所言，工业社会似乎正进入一个严重紧张的时期，部分出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部分出于经济与环境的问题。而体系的经济与环境问题中有很大部分由人类行为导致。异化、自尊心低下、抑郁、敌意、反叛；厌学儿童、青少年黑社会、非法药物、强奸、虐待儿童、其他的犯罪行为、危险性行为、少女怀孕、人口增长、政治腐败、种族仇恨、种族对立、痛苦的意识形态冲突（如支持或反对堕胎）、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阴谋破坏、反政府组织、仇恨组织。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体系的生存。因此，体系将被迫使用所有手段，以控制人类行为。
我们现今所见的社会混乱显非偶然，只能是体系强加于人们的生存条件所致。（我们曾论述，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过程的中断。）一旦体系对人类行为成功施加足够的控制，以确保其自身存在，人类将跨越一条新的分水岭。过去，人类的承受极限，限制了社会发展（正如我们在第143,144段所言），工业技术体系通过塑造人类行为，将有能力突破这一限制，无论是使用心理还是生理方法，抑或二者一起采用。未来，不会是调整社会体系以适应人类需求。相反，人类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27】。
一般而言，对人类行为的技术控制，并非出于集权主义的意图，甚至亦非出于有意识地限制人类的自由意愿【28】。每一步控制人类思想的主张，都会被视作针对社会问题的合理反应，诸如治疗酗酒，降低犯罪率，或引导年轻人学习科学与技术。很多情况下，都能找到人道主义的正当理由。比如，心理医生给抑郁症患者开抗抑郁药时，他显然是在帮助此人，不给需要的人吃药是不人道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西尔万学习中心，孩子被改造为热爱学习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孩子的幸福。可能其中有些家长但愿人在这个社会不是非得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找到工作，而自己的孩子亦不必被洗脑，成为计算机呆子。但他们能怎样呢？他们无法改变社会，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某种技能就找不到工作。因此，他们把孩子送去西尔万。
因此，控制人类行为，并非出于当局的细心盘算，而是通过社会进化的过程（然其为迅速进化）。此过程将不可抵挡，因为单独考虑前进的每一步，似乎每一步都是有利的，或至少某些前进带来的危害比不前进导致的危害要小（见第127段）。比如，宣传很多时候是出于好的目的，如劝阻虐待儿童或种族仇恨14【见第31页注释14】。性教育显然很有用，然而性教育（如果成功的话）导致的结果是，把性观念的塑造权从家庭夺走，交到以公共学校系统为代表的国家手中。
假设发现某一生物学性状会增加儿童成长为罪犯的可能性，再假设某种基因疗法可以除掉这一性状【29】。大多数家长当然会把有这一性状的孩子送去治疗。若不如此，就是不人道的，因为孩子长大后若成为罪犯，可能会度过悲惨的一生。但是，很多或大多原始社会，比之我们的社会，犯罪率很低，尽管他们没有高科技的育儿方法，也没有严厉的惩罚机制。既然没理由认为，现代人比之原始人，天生就更为掠夺成性，我们社会的高犯罪率，就肯定源于现代生存环境施加于人们的压力，对此很多人无法或不愿去适应。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去除潜在犯罪倾向的疗法，是为了改造人类以满足体系需求。
我们社会往往将干扰体系的思想或行为，视为“病态”，这样做貌似合理，因为个人若无法融入体系，不仅会给体系带来问题，也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因此，操纵个人以适应体系，被看作是“治病”，因而是好事。
我们在第127段中指出，一项新技术的使用，起初是可选择的，然而不一定会保持其可选性，因为新技术往往会改变社会，导致个人若不使用某一技术将会举步维艰。涉及人类行为的技术，也适用这一点。在一个让大多数孩子接受培训以使其热爱学习的世界，家长总是迫于无奈送孩子去接受培训，如果他不这样，一般而言，他的孩子长大后会显得无知，因而就找不到工作。再假设，发明了一种生物学疗法，可以大大减少很多人经受的心理压力，且没有副作用。如果很多人都接受这种治疗，社会中的总体压力将会减少，因而体系就可以继续增压了。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已经产生了，即为大众娱乐（见第147段），它是我们社会帮助人们减压（或至少暂时逃避）的重要工具。我们对大众娱乐的使用是“可选择的”：没有法律要求我们看电视、听电台、读杂志。然而，大众娱乐作为逃避或减压的手段，已被大多数人所依赖。人人都抱怨电视很垃圾，但几乎人人都看电视。少数人可能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但只有极少人能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然而，截止近当代的人类历史，大多数人仅仅只有本地的娱乐，却可以过得很好。）若没有娱乐业的存在，体系可能无法在强加给人们如此多压力之后，还能侥幸存在。
设若工业社会得以幸存，技术可能终将找到完全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有着生物学的基础，此点毋庸置疑。正如实验者所论述的，通过电激大脑的相应部位，可以挑起或关闭饥饿、愉悦、愤怒及恐惧等感觉。破坏某部分大脑，可以摧毁记忆，亦可以电激使记忆浮现。药物可诱发幻觉或改变情绪。非物质的人类灵魂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假如存在，它显然不如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机制那般强大。否则研究人员无法通过药物与电流，轻易地操纵人类的感觉与行为。
想必，在所有人脑中植入电极，以便当局控制，这点是不实际的。但人类的思想与感觉易受生物干预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控制人类行为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涉及神经元、荷尔蒙与复杂分子的问题；一个可以用科学解决的问题。鉴于我们社会在解决技术问题上有卓越纪录，它极有可能在控制人类行为上取得巨大进展。
公众抵抗能防止对人类行为的技术控制吗？如果要一次性进行全面控制，这种抵抗是有效的。但技术控制是经过一系列微小进步逐步实现的，因此将不会有理性而有效的公众抵抗。（见第127,132,153段。）
针对那些认为这些都是科学幻想的人，我们指出，昨天的科学幻想就是今日的现实。工业革命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与生活方式，可以预见，随着技术更多地应用于人类的身体与思维，人类自身亦将彻底改变，其程度不会小于人类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注释：【25】我们并不是说，社会生存的效力与潜力，总是与其施加于人们的压力以及不适成反比。显然并不是这么回事。有充分理由相信，很多原始社会施加于人们的压力，比欧洲社会要少，但欧洲社会远比任何原始社会高效，且因技术优势，在与原始社会的冲突中总是胜出。【26】如果你认为更有效的执法只有绝对的好处，因为它抑制了犯罪，那么请记住，体系定义的犯罪不一定是你所称的犯罪。现今，抽大麻是“犯罪”，且在美国的一些地区，持有任何枪支，不论注册与否，可能都是犯罪。同样，不被认可的育儿方式，如打屁股，也可能被视为犯罪。在某些国家，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也是犯罪。无法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在美国发生，因为没有任何体制或政体能永远存在。如果一个社会需要强大的执法机构，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有着严重的毛病；如果有很多人拒绝遵守规则，或者仅仅是被迫遵守，社会就必须强力施压于人们。过去很多社会没有或少有执法机构，也照样能过得去。【27】诚然，过去社会也用种种手段影响人类行为，但比之现在所开发出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非常原始且低效。【28】然而，某些心理学家公开表明自己对人类自由的蔑视。《Omni》在1987年8月刊上引用数学家克劳德·香浓的话：“我想象有一天，我们与机器人如同狗与人一般，而我支持机器人。” 【29】这不是科学幻想！在写完154段后，我们恰好在《科学美国人》中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说科学家们正积极开发一项技术，以识别潜在罪犯，并结合生物学与心理学进行治疗。有些科学家提倡执行强制治疗，这种疗法在不久将来就会出现。（参见《寻找犯罪的要素》，作者W. Wayt Gibbs，《科学美国人》，1995年3月刊。）也许你认为这样还好，因为这种疗法是用在那些潜在罪犯身上的。然而显然并不仅止于此。接着需要治疗的是那些可能会酒驾的人（他们亦危及人类生命），再接着对付那些打孩子屁股的人，然后是那些破坏伐木器械的环保分子，最终则指向任何干扰体系的行为。人类处在十字路口
然而我们的确有些超前。在实验室开发一系列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以操纵人类行为，这是一回事；而将这些技术整合入一个运转中的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更为困难。比如，在开发教育学心理技术的“实验学校”，这些技术无疑很有效，但要在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中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都知道大多学校是怎样的。教师们正忙于收缴孩子们的刀具与枪支，根本无法运用最新技术将孩子们造就为计算机呆子。因此，尽管技术进步关乎人类行为，迄今为止，在控制人类行为上，体系尚未取得显著成功。那些行为受到体系良好控制的人，可被称为“中产阶级”。但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反抗体系：福利水蛭、青少年黑帮、邪教徒、撒旦崇拜者、纳粹、环保激进分子、民兵，等等。
体系为了克服某些威胁其生存的问题，正陷入拼死斗争中，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类行为。如果体系能及时掌控人类行为，就很可能得以幸存。否则体系将崩溃。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此后几十年间，大约40到100年，就能见分晓。
假设体系在今后几十年的危机中，得以幸存。到那时，它将必须解决或至少控制住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化”的问题；即是，使人类足够驯服，其行为不再能威胁体系。这点成功后，技术发展将不再有任何障碍，它将继续前进，直到其逻辑终点，即完全控制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类以及其他重要的有机体。体系可能会成为铁板一块的单一组织，或分为几块，由一些相互竞争亦合作的共存组织组成，就如同现今的政府、大公司及其他大型组织，相互竞争亦合作。人类自由恐将不复存在，因为个人与小型群体，比之大型组织将会无能为力，这些大型组织拥有超级技术，且拥有大量的先进心理学及生物学工具，以操纵人类。更不用说这类组织还掌握了监控及物理胁迫的设备。只有极少数人有真正的权力，但甚至连他们的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因其行为也要受到管制；就如同现在的政客与公司主管，要想保有自己的权力，就得约束自己的行为，不逾越某些很狭窄的界限。
不要以为，一旦接下来几十年的危机结束了，加强控制不是体系生存必需了，体系就会停止开发控制人类与自然的技术。恰恰相反，一旦艰难时期过去了，体系将更迅速地加强对人类与自然的控制，因为再无今日这般困难去妨碍它。生存并非加强控制的主要动机。正如我们在第87-90段所言，技术人员与科学家大多将工作视为替代活动；即是，他们解决技术问题，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他们将乐此不疲，而对他们而言，最有趣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则是获悉人类身体与思维的秘密，并干预其发展。当然，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
但另一方面，假设对体系而言，接下来几十年的压力过大。如果体系因此崩溃，则会有一段混乱时期，一个“动乱时代”，就像历史上各个时代所记载的那样。动乱时代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无法预见的。但无论如何，人类将拥有一个新的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社会可能会在崩溃几年后，开始重组自身。肯定会有很多人（尤其是权力饥渴型）会急于重启工厂。
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为奴役状态，而憎恨这种奴役的人，将面临两个任务。首先，我们必须增强体系中的社会压力，以加速其崩溃，或使其足够弱化，反抗体系的革命就有可能发起。其次，当体系足够弱化时，必须开发并传播反对技术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保证，当工业体系崩溃时，其残余将被彻底清除，无可修补，体系将无法重组。应该捣毁工厂，烧毁技术书籍，等等。人类的苦难
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除非其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严重困难，否则，它不会那么容易受到革命的伤害。因此，如果体系崩溃，它要么是自发崩溃，要么是部分自发且受到革命促进而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发的，很多人将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过度膨胀，如果没有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所有人。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减少主要通过出生率降低而非死亡率提高来实现，去工业化的过程亦将非常混乱，且产生大量痛苦。想要通过平稳有序的方式逐步淘汰技术，未免太过天真，尤其是那些技术爱好者，将会步步顽抗。那么，致力于体系的崩溃，是否很残忍？或许是，或许不是。首先，除非体系本身已经深陷困难，很可能终将自发崩溃，否则革命将无力导致其崩溃。而且体系规模越大，其崩溃后的灾难就越深重。因此革命者加速其崩溃，反而缩减了灾难的规模。
其次，是斗争与死亡，还是失去自由与尊严，人们得衡量其利弊。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自由与尊严，比之长寿或免除身体痛苦，要重要得多。而且，我们迟早都会死，为了生存或目标而死，强于度过漫长空虚而无意义的一生。
第三，体系得以幸存带来的痛苦，不一定比体系崩溃带来的痛苦少。在全球范围内，体系已经引起，且将继续引起巨大的痛苦。古代文化，千百年来，使得人类与环境，以及人类彼此能和睦共处。而这类文化一旦与工业社会接触，就支离破碎，其结果为一系列的经济、环境、政治与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入侵所产生的其中一个影响为，人口的传统控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失去平衡。因此，人口暴增，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接着，心理痛苦在所谓幸运的西方大面积肆虐（见第44,45段）。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以及其他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环境问题，没人能知道这些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正如核扩散所显示的，无法防止独裁者与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新技术。你要不要猜测一下，伊拉克或北朝鲜会用基因工程来干什么？
“噢！”技术爱好者说，“科学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将战胜饥荒，消除心里痛苦，使人人都健康而快乐！”是的，当然，他们两百年前就这样说了。工业革命本应消除贫困，使人人快乐，等等。实际结果却截然不同。技术爱好者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是无可救药的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忽视）这一事实，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哪怕是有利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一系列其他的变化，且其中大部分无法预测（第103段）。其结果为社会的混乱。因此，当技术爱好者试图消除贫困与疾病，设计温驯与快乐的个性时，很可能会创造一个极度糟糕的社会体系，甚至比现在的社会体系还要糟糕。比如，科学家夸口说，他们能通过创造新的基因改造的粮食，来消除饥荒。然而，这将允许人口继续无限膨胀，而众所皆知，拥挤将增强压力与攻击性。这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可预见的问题。我们强调，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将导致其他无法预见的新问题（第103段）。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带来社会新问题的速度，远甚于其解决社会旧问题。因此，技术爱好者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试错期，才能排除美丽新世界中的所有故障（假如他们能办到的话）。与此同时，将会产生巨大的痛苦。这样看来，工业社会的继续存在，其带来的痛苦，不亚于社会崩溃所带来的痛苦。技术已将人类引致难以逃离的困境。未来
但假设，工业社会在接下来几十年得以幸存，且最终清除体系中所有的故障，于是得以平稳运转。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我们将考虑几种可能。
首先我们假定，计算器科学家成功开发出智能机器，这些机器做所有事都比人类强。这样的话，想必所有工作都将由巨大且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完成，不需要人类的努力。两种情况皆可能发生。要么是允许机器在无人监督下自行做决定，要么是人类保留对机器的控制。
如果允许机器自行决定，我们就无法揣度其结果，因为无法猜测这类机器的行为。我们只想指出，到那时，人类的命运将任凭机器的摆布。或许有人会反驳，人类绝不会蠢到把所有权力都交于机器。但我们认为，人类既不会自愿交出权力，机器亦不会故意夺权。人类可能会让自己轻易移位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这时人类将无法作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定。随着社会及其所面临问题愈发复杂，而机器愈发智能，人们将会让机器代其做更多的决定，皆因机器做出的决定比人为决定更好。最终将达至一个阶段，这时，维持体系运转的决定已然太过复杂，人类已无力做出明智的决定，而机器将拥有实质控制权。人们已无法关闭机器，因对其已过于依赖，关闭它们无异于自杀。
另一方面，人类也可能保留对机器的控制权。这样的话，普通人或可控制某些自己私有的机器，如自己的车或计算器；然而，大型系统或机器的控制权，则将落入极少数的精英手中（与现在一样），但有两种不同情况。由于技术进步，精英对大众的控制权将大为加强；且因人类工作不再必需，大众将成为体系多余且无用的负担。如果那些精英冷酷无情，他们或会直接决定灭绝大部分人类。如果他们尚有仁慈之心，他们或会利用宣传以及其他心理学、生物学技术，以降低出生率，直到大多数人类绝种，把世界留给精英。或者，精英都是些心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或会决定扮演引领人类的善良牧羊人。他们将确保每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所有儿童都在心理健康的条件下成长，每个人都有健康有益的爱好以充实生活，而任何流露不满者将接受“治疗”，以治愈“毛病”。自然，生活将会漫无目标，必须对人们进行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改造，要么消除其权力过程的需求，要么使其权力需求“升华”为某些无害的爱好。这些被改造的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或许会快乐，但必定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但现在假设，计算器科学家并未成功开发人工智能，因此人类工作还是必需的。即便如此，机器亦将接手越来越多的简单工作，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能力工人成为多余。（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人找工作很难，或根本找不到工作，由于其智力或心理原因，使其无法达到目前体系要求的培训水平。）而对那些有工作的人，要求将越来越高：他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培训，以获取越来越多的能力，且必须始终可靠、守规矩、驯服，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像巨型有机体的细胞。他们的任务将越来越专业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其工作将脱离真实世界，仅专注于现实的一小块切片。体系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生物学技术，以改造人类，使其驯服，拥有体系需求的能力，且将其权力需求“升华”为某些专业任务。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驯服，这一说法有其条件。如果能够找到某些方法，将竞争力导向服务于体系需求的轨道，社会或许会发现竞争力很有用。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未来社会，为了声望与权力，人们陷入无止境的竞争中。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能攀上顶峰，攫取真正的权力（见第163段末）。这样的社会令人何其厌恶，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就只能将大多数人排挤出去，且剥夺他们的权力机会。
还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将我们上述的各种可能结合起来。比如，机器或会接手大多数真正重要的工作，人类则忙于相对不太重要的工作。比如，有人建议，大力开发服务业可以给人类提供工作。因此，人们可以将时间消磨在为彼此擦鞋上面，可以用出租车带着彼此四处转悠，可以为彼此做手工品，为彼此擦洗桌子，等等。人类如果落得这样的下场，也实在太可鄙了，而且我们怀疑，很多人在这种无意义的忙碌中，能否找到满足的生活。他们会寻求其他危险的宣泄口（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组织），除非他们经过生物学或心理学的改造后，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不用说，上述场景并未穷尽所有可能，而仅仅指出对我们而言最有可能的后果。但我们无法设想出更为美好且可信的场景了。如果工业技术体系在接下来40到100年得以幸存，它极有可能会发展出某些总体特征：个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他们融入体系并维持其运转，因此拥有所有权力）将空前依赖于大型组织；他们将空前地“社会化”，其身心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极大程度上）是改造的结果，而非偶然（上帝的意志，或其他什么）的结果；而无论野生环境中剩下什么，都将沦落为残迹，为了科学研究而勉强保存，且一直处于科学家的监管中（因此不再是真正的野生）。长期看来（假说几百年后），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任何重要的有机体，不会如现在这样存在下去。因为一旦你开始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有机体，就没有理由在某个点停下来，改造将会继续，直到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彻底变样。
无论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可以肯定的是，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物质与社会环境，这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从生理与心理适应的环境大为不同。如果人类不能通过人为改造的方式去适应新环境，就得通过漫长而痛苦的自然选择去适应。前者比后者可能性大。
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扔掉且承担其后果，这是更好的选择。战略
技术爱好者将我们全部带上了不计后果之路，奔向未知将来。很多人了解一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后果，然而却采取消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自由社团）不认为这不可避免。我们认为可以阻止这一后果，在这里我们会提出一些制止的方法。
正如我们在第166段所言，现在两个主要任务为：一是促进社会的紧张与不稳定，二是开发与传播反对技术与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社会如果足够紧张与不稳定，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成为可能。其模式将类似于法国与俄国革命。革命前几十年的两国社会，显示出愈发严重的紧张与弱化迹象。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被开发出来，提供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愿景。以俄国为例，革命者积极破坏旧社会，接着，当旧体系面临足够的额外压力（在法国为金融危机，在俄国为军事失败），就会被革命彻底毁灭。我们建议的是同样的思路。
有人会反对说，法国与俄国革命都失败了。但大多数革命有两个目标。其一为摧毁旧社会，其二为建立革命者设想的新社会。法国与俄国革命未能（幸好如此！）建立其设想的新社会，但他们成功摧毁了旧社会。我们对建立新的理想社会不抱幻想。我们的目标是摧毁现存社会。
然而，一个意识形态若想获得热烈支持，除了消极理想，还得有积极理想；除了要反对些什么，还必须得成为些什么。我们的积极理想是自然，即是，野生自然：某些地方的地球运转与生活其间的生灵，其运转与生存不依赖人类管理，亦不受人类干涉与控制。我们所说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性，即为，个体运作的某些方面，不受有序社会的监管，而是偶然，或自由意志，或上帝（取决于你的信仰与哲学观念）的产物。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自然成为抗衡技术的完美理念。自然（处于体系权力之外）是技术（寻求无线扩张体系权力）的对立面。大多数人都会赞成，自然是美的，而美对大众有巨大的感染力。环保激进分子已经拥有了赞扬自然、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30】。不需要为自然建立某种空想的乌托邦或任何社会新秩序。自然能照料自己：它是自发的造物，在有任何人类社会以前，已存在很久；而且，无数个世纪以来，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与其共存，并未对其造成过量伤害。只有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才对自然造成毁灭性伤害。要缓解自然的压力，不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社会体系，只需要摆脱工业社会。当然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业社会已对自然造成极大伤害，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治愈这一创伤。另外，即使是前工业社会，也能对自然造成重大伤害。不过，摆脱工业社会，将会大有建树。它将缓解对自然最恶劣的压力，使创伤开始愈合。它将去除有序社会的能力，使之无法进一步控制自然（包括人性）。工业社会消亡后，无论出现怎样的社会，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将会贴近自然，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这是人们唯一能生存的方式。要喂饱自己，他们必须成为农民、牧人、渔民或猎人，等等。且一般而言，地方自治将会增多，因为缺乏先进技术与快速通信，政府与大型组织对地方小区的控制能力将会很有限。
至于工业社会被摧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要知道，你不能既要吃掉蛋糕，又要手里拿着不放。有得必有失。
大多数人讨厌心理冲突。基于此点，他们拒绝对任何困难的社会问题进行严肃思考，而喜欢这些问题以简单且非黑即白的方式摆在面前：这个完全好而那个完全坏。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发挥。
在高级层面上，意识形态应针对有智慧、有思想且理性的人。其目标应为建立一个核心，由基于理性、周密思考的工业社会反对者组成，这类人完全了解所面临的问题及其不确定性，并且知晓摆脱体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吸引这类人尤为重要，因其很有能力，且有助于影响他人。这些人应尽量从事于理性层面，绝不能故意歪曲事实，亦不能使用过激的言语。这并非说不能诉诸感情，而是应谨慎地诉诸感情，避免歪曲事实或采取任何不良手段，以至于毁坏此意识形态理智上的体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意识形态应以简要形式宣传，这样能让没有头脑的大众，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体会到技术与自然的冲突。然而，即使在这个层面上，也不应以廉价、过激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意识形态，以免疏远有思想且理性的人。廉价、过激的宣传有时能产生引人瞩目的短期效果，但长期看来，保持少数智慧而坚定者的忠诚，比之激发没有头脑、易变的乌合之众的热情，更为有利。后者随时都会改变，只要有人出来搞一些更好的宣传噱头。但当体系濒临崩溃，争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进行最后决战，以决定何者在旧的世界观破灭后占主导地位，此时，煽动民众的宣传或许是必要的。
在决战来临之前，革命者不该指望大多数人会站到自己一边。历史是被少数积极坚定者创造的，而不是由大多数人创造，因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真正需求，很少有清晰一致的想法。直到发动革命前夕【31】，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赢得多数人浅薄的支持，而是建立一个由坚定执著者组成的核心层。至于大多数人，只需让他们知悉新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时常提醒就够了。当然，如果既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又能避免弱化认真投入的核心层，则再好不过。
任何社会冲突都有助于颠覆体系，但必须要谨慎，要留意自己所鼓励的冲突。冲突线应该划在大众与工业体系的掌权精英（政客、科学家、公司上层主管、政府官员，等等）之间，而不应该划在革命者与大众之间。比如，谴责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糟糕的策略。相反，普通美国人应该被描绘成广告业与营销业的受害者，正是广告业与营销业欺骗大众购买大量自己不需要的垃圾，而针对其失去的自由，这点补偿极其贫乏。两种途径都符合事实，仅仅在于态度的不同，谴责广告业操纵大众，或是谴责大众任人摆布。这是战略问题，我们应该避免谴责大众。
在鼓励任何其他社会冲突时，都应再三考虑，但掌权精英（他们操纵技术）与大众（技术行使权力的对象）间的冲突除外。其一，其他冲突往往会分散重要冲突（权力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冲突，技术与自然的冲突）的注意；其二，其他冲突可能会鼓励技术化，因为这类冲突中的每一方，都想利用技术压倒对手。这点在国家间的对抗中很明显，而在国内的民族冲突中，也可以见到。比如，在美国，很多黑人领袖急于让黑人挤入技术权力精英中，以争取非裔美国人的权力。他们想要有很多黑人政府官员、科学家、公司主管，等等。以这种方式，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技术体系同化非裔美国人的亚文化。一般而言，只应该鼓励某些冲突，这些冲突必须适应权力精英与大众、技术与自然的框架。
然而，阻止民族冲突的方法，不应是激进地提倡少数民族权利（见第21,29段）。相反，革命者应该强调，虽然少数民族的确在遭受各种损失，但这一损失是次要的。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工业技术体系，而在反抗体系的斗争中，民族的区别并不重要。
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不一定涉及反对任何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一革命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涉及暴力，但是它绝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其焦点在技术与经济，而非政治【32】。
很可能革命者甚至该避免僭越政治权力，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直到工业体系被压迫至危险点，并让大多数人见识其失败。比如，假设某个“绿”党在选举中赢得了美国国会的控制权。为避免背叛或稀释其意识形态，他们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将经济增长转为经济萎缩。对普通人而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量失业，货物短缺，等等。即使通过神奇巧妙的管理，而避免了更为恶劣的影响，人们还是必须放弃他们已然沉迷其中的奢侈品。不满会增长，“绿”党会被选举下台，而革命者则会遭受严重挫折。基于这点，直至体制自身陷入巨大混乱，任何困境都被视为工业体系自身的失败而非革命者政策的结果，在此之前，革命者不应尝试取得政治权力。反对技术的革命很可能是由局外人发起，自下而上的革命。
这场革命必须是超越国界且遍及世界的，而不应是以单个国家逐步发起。比如，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提出，美国应该缩减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人们就会歇斯底里，并尖叫道，如果我们技术落后，日本就会超越我们。圣洁的机器人啊（Holy Robots）！只要日本人买的车比我们多，地球就会飞离轨道！（民族主义是技术的催化剂。）更为合理的反驳是，如果相对民主的国家在技术上落后，而那些邪恶独裁的国家如中国、越南与北朝鲜，技术却持续进步，最终独裁者或将统治世界。这就是为何应该倾尽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发动对工业体系的袭击。诚然，无法确保几乎同时摧毁全球的工业体系，且推翻体系的尝试甚至可能导致独裁者统治世界。但必须得冒这个险。这个险也值得冒，因为比之工业体系与非工业体系间的差别，“民主”工业体系与独裁工业体系间的差别算小的【33】。甚至可以认为，独裁工业体系更可取，由于其往往效率低，因而可假定其更易崩溃。看看古巴就知道了。
革命者也可考虑支持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诸如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与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议）的自由贸易协议，可能短期看来有害环境，但长期看来却可能有利，因为它们助长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到了一定程度，任何重要国家的经济崩溃都将导致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崩溃，那么要在世界范围内摧毁工业体系，就变得容易多了。
有些人认为，现代人权力过大，对自然控制过多，他们主张，人类应该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就乐观的一面看，这些人自我表达不够清晰，因为他们未能区分，大型组织的权力与个人及小型群体的权力。主张无权与被动，这是错的，因为人需要权力。现代人作为一个集合实体（即工业体系）具有驾驭自然的巨大权力，而我们（自由社团）将此视为邪恶。但是现代个人与个人组成的小型群体，拥有的权力远逊于原始人。一般而言，“现代人”驾驭自然的巨大权力，并非由个人或小型群体行使，而是由大型组织行使的。即使普通现代个人能够行使技术权力，也必须受到极大限制且处于体系的监视与控制下（做任何事都需要许可证，而有证就有规章制度）。个人只能拥有体系选择提供的技术权力，而他驾驭自然的个人权力，则微不足道。
事实上，原始的个人与小型群体，其驾驭自然的权力，甚为可观；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其在自然之中的权力。当原始人需要食物时，他知道如何寻找与准备可食用块根，知道如何跟踪猎物并用自制武器捕获。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热、冷、下雨及危险动物等的侵害。但相对而言，原始人很少损害自然，因为原始社会的集体权力与工业社会的集体权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不应主张无力与被动，而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使个人与小型组织的权力与自由，大为增加。
在工业体系彻底毁掉前，摧毁体系必须是革命者的唯一目标。其他目标会分散主要目标的注意力与精力。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者允许自己拥有摧毁体系以外的其他目标，他们会禁不住使用技术工具，以实现其他目标。如果他们屈服于这种诱惑，就会落入技术的陷阱，因为现代技术是统一且组织严密的体系，而要保留某些技术，就得保留大部分技术，而最终只会象征性牺牲一点技术。
假设革命者把“社会正义”作为目标。人性决定，社会正义不会自发产生，只能强制执行。为了强制执行这点，革命者就必须保留中央组织与控制。为此，他们需要快速的远距离运输与通信，也就需要支持这种运输与通信的技术。要让穷人吃饱穿暖，就得使用农业与制造业技术。诸如此类。因此，试图保障社会正义，就得被迫保留大部分技术体系。我们并不反对社会正义，只是不允许它干扰我们摆脱技术体系的努力。
革命者要攻击体系，就必须得使用某些现代技术，否则绝无成功之希望。至少，他们必须使用传媒以传播信息。但他们只能将现代技术用于一个目的：攻击技术体系。
设想一个酒鬼，坐在一桶酒面前。假设他开始对自己说：“喝酒如果适度，就没什么坏处。哎呀，人们说稍微喝点酒还对自己有好处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如果我只喝一小口的话…..”当然，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绝不要忘记，人类与技术，就如同酒鬼与一桶酒。
革命者应尽量多要孩子。有坚实的科学证据表明，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遗传。这并非说社会态度是个人基因构造的直接结果，但似乎个性特征部分源于遗传，而在我们的社会背景下，此个性特征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态度。针对这类发现的反对意见亦浮出水面，然而，这些反驳很牵强，且多半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无论如何，没人否定，儿童往往持有类似于父母的社会态度。在我们看来，此态度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童年训练传递，这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中，社会态度都已被传递。
问题在于，很多倾向于反抗工业体系的人，也十分担心人口问题，因此往往很少要孩子或干脆不要。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将世界让与那些支持或至少接受工业体系的人。为了保障下一代革命者的力量，现在的革命者应大量繁衍后代。这样做会稍微加剧人口问题。但摆脱工业体系的问题最为重要，因为一旦工业体系消亡，世界人口必然减少（见第167段）；反之，如果工业体系得以幸存，它将继续开发粮食生产的新技术，则世界人口将无限增长。
对于革命战略，我们绝对坚持一点：唯一的首要目标是消除现代技术，其他任何目标都不能与之匹敌。至于其他方面，革命者应按经验办事。如果经验表明，我们以上所述的某些建议效果不佳，则应丢弃这类建议。注释：【30】自然作为抗衡技术的理想之另一优点为：对很多人而言，自然能激起某种相关宗教的敬畏。因而，可以在宗教基础上将自然加以理想化。的确，宗教在很多社会中支持现存秩序并将其正当化，但宗教也经常为反叛提供基础。因此，将宗教元素加入对技术的反对中，可能会有用，尤其是因为当前西方社会没有坚强的宗教基础。当今的宗教，或被用来廉价而显见地支持那些狭隘、短视的私利（某些保守派就是这样），或被可笑地用于发横财（许多传教士的行为），或堕落为粗陋的非理性主义（原教旨主义新教、“邪教”），或干脆停滞不前（天主教、主流新教）。最近西方世界中，只有左派准宗教最接近于强大、广为流传、活力充沛的宗教，然而现今的左派已陷入分裂，没有清晰统一、振奋人心的目标。因此，我们社会出现了宗教真空，或可由一个专注自然、反对技术的宗教来填补。然而，试图人为编造宗教，以承担此角色，将会是个错误。这种虚构的宗教很可能会失败。比如说“盖尔（Gaia）”教，其信徒是真正信仰，还是在装腔作势？如果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他们的宗教将会一败涂地。或许在自然与技术的冲突中，最好不要引入宗教，除非你自己真正信仰此宗教，并发现它能在很多人心中引起强大深沉且真实的共鸣。【31】假设有这样一个最后时刻。也可以想见，工业体系可能会以渐进、零碎的方式被消除（见第4,167段以及注释4）。【32】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远期的），革命仅仅使对技术的态度发生巨变，从而导致工业体系以相对渐进而无痛的方式瓦解。但我们得相当幸运，这才会发生。极有可能的情况为，向非技术社会的过渡，将异常艰难，且充满冲突与灾难。【33】在决定普通人的生活方面，社会的经济技术结构，远比其政治结构重要（见第95,119段及注释16,18）。两种技术
针对我们建议的革命，有人或会反驳，这注定会失败，因为（据称）纵观历史，技术都在进步，从未退步，因此技术的退步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非事实。
应区分两种技术，一种为小规模技术，一种为组织依赖技术。小规模技术是无需外援就可被小型社团使用的技术。组织依赖技术是依赖于大型社会组织的技术。我们注意到，小规模技术没有明显退步的事例。但是，组织依赖技术，当其依赖的社会组织崩溃时，的确会退步。比如：罗马帝国崩溃时，小规模技术得以幸存，因为任何灵巧的手艺人都会建造如水车之类的东西，而任何技术娴熟的铁匠都会用罗马的方法炼钢，等等。但罗马的组织依赖技术，的确退步了。他们的高架渠破损失修，再未重建。他们的修路技术失传了。罗马的城市卫生系统被遗忘了，因而直到近现代，欧洲的城市卫生系统才达到罗马的水平。
之所以看上去技术总是在进步，其原因在于，直到工业革命前一两个世纪，大部分技术为小规模技术。但自从工业革命，发展的大部分技术是组织依赖技术。以冰箱为例，没有工厂制造的零件或后工业化机械工厂的设备，单凭几个本地手艺人，要想制造一个冰箱，几乎不可能。即使奇迹发生，他们真的造出一个，但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个冰箱毫无用处。于是他们得筑水坝，造发电机。而发电机需要大量的铜线。想象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如何造铜线。而他们又要到哪里去找冰箱的冷却气体呢？建造一个冰窖要容易得多，或者用干化、腌制的方法保存食物，在冰箱发明前，就是用此类方法。
显而易见，如果工业体系彻底崩溃，冰箱技术会很快失传。其他组织依赖技术同样如此。而这种技术只要失传一代人，就需要几个世纪去重建，正如一开始用了几个世纪来开发一样。留存下来的技术书籍会零星四散。一个工业社会，在无外援下，要从头建起，必须经历一系列阶段：你需要制造工具的工具的工具的工具……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组织进步的过程。而且，即使不存在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理由相信，会有人对重建工业社会感兴趣。热心于“进步”，是现代社会的特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未出现。
在中世纪后期，有四大文明几乎同样“先进”：欧洲，伊斯兰世界，印度，以及远东（中国、日本、朝鲜）。其中三种文明多少处于稳定状态，只有欧洲开始变动。没人知道为何在那时欧洲会开始变动，历史学家有其理论，但仅仅是推测。至少很明显的是，走向技术社会的急速发展，只会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因此，没有理由假设，长期的技术退步不会发生。
社会最终会不会再次发展，走向工业技术形态？或许会，但没有必要担心这点，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未来500或1000年会发生的事。这些问题应留待那时的人们去解决。左派的危险
左派需要反叛与参加运动，因此他们以及相似心理类型的人，经常被反叛或激进的运动所吸引，尽管这类运动的原本目标与成员都非左派。由此涌入的大量左派，可以轻易地把非左派运动转为左派运动，因而左派的目标将取代或歪曲此运动的最初目的。
为避免这点，一个赞扬自然与反对技术的运动，必须坚决反对左派，且避免与其进行任何协作。从长远看，左派思想与野生自然、人类自由及消除现代技术相悖。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试图将整个世界捆绑起来（包括自然与人类），使之成为一个单一体。然而这意味着，由有序社会来管理自然与人类，这就需要先进的技术。没有快速通信与沟通，就不会有统一的世界；没有复杂精细的心理技术，就无法让人人彼此相爱；没有必要的技术基础，就不会有“计划社会”。最重要的是，左派思想的动机为权力欲，而左派通过认同某一群众运动或组织，在集体基础上寻求权力。左派极不可能会放弃技术，因为技术对集体权力而言，太宝贵了。
无政府主义者【34】也寻求权力，但其寻求以个人或小型群体为基础；他想要个人与小型群体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反对技术，因为技术导致小型群体依赖于大型组织。
某些左派或许看来是反对技术的，但这只是由于他们身为局外人，而技术体系被非左派控制。一旦左派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技术体系就成为了左派手中的工具，这时他们会热心于使用技术，且促进其发展。就这样，他们将再一次重复左派过去一向的模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局外人时，他们大力反对审查制度与秘密警察，提倡少数民族自决，等等；但他们刚刚掌握权力，却实行了比沙皇更为严厉的审查制度，组建了更为残忍的秘密警察，而且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亦至少不逊于沙皇。在美国，几十年前，左派在大学里占少数，左派教授大力鼓吹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在那些左派占优势的大学里，他们却显示自己已准备好剥夺别人的学术自由（这就是“政治正确”）。左派与技术也是一样：一旦他们控制了技术，就会利用它去压迫别人。
在过去的革命中，最为权力饥渴的左派，屡次这样做：首先与非左派革命者合作，亦与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左派合作，接着就出卖他们，为自己攫取权力。罗伯斯庇尔在法国革命中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是这样；共产党在1938年的西班牙是这样；而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在古巴亦同样如此。鉴于左派的历史，若现在非左派革命者与左派合作，就是愚蠢透顶的作法。
各类思想家都指出过，左派思想是一种宗教。它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左派学说中未假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然而，对左派而言，左派思想所扮演的心理角色，类似于某些人的宗教信仰。左派需要信仰左派思想，这在他的心里经济学（psychological economy）中起关键作用。他的信念不会轻易被逻辑或事实所改造。他深信左派思想在道德上绝对正确，他不仅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将左派道德强加于每个人。（不管怎样，很多我们提到的“左派”，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亦不会把他的信念体系描述为左派思想。我们用“左派”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标明这一系列相关的信条：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政治正确，等等；也因为这些运动与老左派有密切关系。［见第227-230段］）
左派思想是一股极权主义力量。无论左派在哪里掌权，它往往会侵犯所有的私人角落，并把所有的思想强迫塞入左派的模子。这部分由于左派思想的准宗教特质，任何与左派相反的信念都是罪恶的代表。左派思想是一股极权主义力量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左派的权力欲。左派通过认同某一社会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且试图通过促进追求及达成该运动目标，来体验权力过程（见第83段）。然而，无论该运动在达成目标中获得多大成功，左派都不会满足，因其行动主义为替代活动（见第41段）。这是指，左派的真实动机不是实现左派思想的表面目标；实际上，左派通过奋斗而实现社会目标，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感【35】。因此，左派绝不会满足于已经实现的目标，他对权力过程得需求，将导致他永远在追求新的目标。左派想要少数民族获得公平机会，这点实现后，他又要求少数民族的成就在统计上的平等，而只要任何人，在其内心深处还怀有对少数民族的负面态度，左派就必须对其进行再教育。而且少数民族还不够，任何人都不许对这些人持有负面态度：同性恋、残疾人、胖人、老人、丑人等等诸如此类没完没了。告知公众吸烟的危害还不够，必须在每包烟印上警告。接着香烟广告即使不禁止，也要限制。激进分子永不会满足，除非烟草被禁止，接下来就该是酒，然后是垃圾食品，等等。激进分子反对虐待儿童，这是合理的，但现在他们要禁止打屁股。这点实现后，他们又想禁止某些被视为不利于健康的东西，接着是下一件再下一件。他们绝不会满足，除非育儿方法得到完全控制。而后，他们又将转向另一个问题。
假设，让左派列个单子，写上社会上所有错误的事，再假设，你实行了他们要求的每一个社会转变。可以肯定地说，过不了几年，多数左派将会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可供抱怨，某些新的社会“邪恶”需要纠正。因为，再次说明，左派的动机并非忧虑社会的弊病，而是通过将解决办法强加给社会，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由于其高度社会化对其思想行为的限制，很多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不能以其他人的方式追求权力。对他们而言，权力欲只有一个道德宣泄口，即在其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每个人的斗争中。
左派，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即是埃里克·霍弗《忠实信徒》一书中所谓的忠实信徒。但并非所有忠实信徒都与左派心理类型相同。比如，纳粹的忠实信徒，就与左派忠实信徒心理上很不同。由于其能全心全意致力于某事，忠实信徒对任何革命运动来说，是很有用、甚或必要的成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而必须承认，这一问题很难解决。我们不知如何驾驭忠实信徒的精力，使其用于反对科技的革命。目前只能说，招募任何忠实信徒进入这场革命，都是不安全的，除非他只忠诚于摧毁技术。如果他还有其他理想，则可能会利用技术工具去追求其他理想（见第220,221段）。
有些读者或会说：“这类关于左派的话都是胡扯。我认识约翰与简，而他们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倾向。”诚然，很多左派，或许是大多数左派，是正派人，他们真诚相信，应该容许别人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程度上），且不愿使用高压手段来实现其社会目标。我们对左派思想的评论，并非适用于所有左派个人，而是描述左派思想作为运动的一般特性。而运动的一般特性，并非取决于参与运动各类人的数量比例。
那些在运动中攀升至掌权地位者，往往是左派中最权力饥渴的人，因为权利饥渴者就是那些倾尽全力以跻身权力层的人。一旦权力饥渴者攫取了运动的控制权，即使有很多更温和的左派，其内心并不赞同领导人的行为，但却无法说服自己起来反抗。他们需要信仰此运动，而因无法放弃自己的信仰，就只能附和领导了。的确，某些左派敢于反对暴露出来的极权主义倾向，但通常他们会失败，因为权力饥渴者行事更为缜密，更加残酷无情，也更加不择手段，且精心为自己创建强大的权力基础。
这类现象，明显出现在左派掌权的俄国及其他国家。同样，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前，西方世界的左派很少批判这类国家。如果受到追问，他们会承认，苏联做了很多错事，接着就会为其寻找借口并开始谈论西方的缺点。他们总是反对西方对共产党侵略的军事抵抗。全世界的左派都坚决抗议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们则保持沉默。他们并不是赞同苏联的行为，而是由于其左派信仰，使他们实在无法反对共产主义。现今，在我们那些“政治正确”占优势的大学，或许有很多左派，私下并不赞同压制学术自由，然而他们对此只是随声附和。
因此，很多左派个人性情温和且相当宽容的事实，并不能使作为整体的左派思想免于极权主义倾向。
我们对左派思想的讨论，有一个严重缺陷：我们对“左派”的定义仍极不清晰。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现今的左派，已分裂为一系列的激进运动。但并非所有的激进运动分子都是左派，看上去，有些激进运动（比如环保激进主义）包括了左派与极端非左派，而后者应明智些，不该与左派合作。各类左派逐渐隐入各类非左派中，这样我们就很难分清某人是不是左派。假如左派可被定义的话，左派的概念就是由我们在本文中的讨论明确的，而我们只能建议读者自己来判断谁是左派。
但列举一些标准以判断左派思想，也是有帮助的。不能死板地应用这些标准。一些非左派的人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一些左派则不符合其中任何标准。再次说明，你必须自己判断。
左派的导向为大规模集体主义。他强调个人服务社会的责任，以及社会照料个人的责任。他对个人主义持负面态度。他经常采取说教的口吻。他往往支持枪支管制、性教育及其他心理“启蒙”教育方法、社会计划、平权运动以及文化多元主义。他往往认同受害者。他往往反对竞争与暴力，但也经常为左派的暴力行为寻找借口。他对左派的口号情有独钟，诸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恐同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社会变革”、“社会正义”以及“社会责任”。或许左派最明显的判断特征，就是他往往同情下列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残疾人权利、动物权利以及政治正确。只要是强烈同情上诉所有运动的人，几乎肯定是左派【36】。
人们通常认为，更为危险的左派，即最为权力饥渴者，其特征为傲慢或教条的意识形态。然而，最危险的左派或许是某些过度社会化者，他们避免以恼人的方式显示自己的侵略性，也从不宣传其左派思想，而是秘密地、不动声色地推动集体主义价值观、儿童社会化的“启蒙”心理技巧、个人对体系的依赖，诸如此类。这些隐蔽左派（我们姑且称之）在实际行动中类似中产阶级，但在心理、意识形态与动机方面都与之不同。普通的中产阶级试图将人们置于体系控制下，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仅仅由于其态度传统。而隐蔽左派试图将人们置于体系控制下，因为他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隐蔽左派与普通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之区别在于，他的叛逆冲动较弱，且其社会化程度更牢固。他与普通充分社会化的中产阶级之区别在于，他内心有着某种深层的缺乏，使他必须投身某项事业，并融入某个集体。而且或许，他的（高度升华的）权力欲比普通中产阶级更强。注释：【34】此论述针对我们（自由社团）这一特殊牌子的无政府主义。各种各样的社会态度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而或许很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接受我们在第215段的论述。应该注意，有一种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其成员很可能不接受FC（自由社团）为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亦不会赞成FC（自由社团）的暴力手段。【35】许多左派的动机是敌意，但敌意很可能是权力欲受挫的结果。【36】理解这点很重要：我们指的是，那些同情现今社会中的这些运动的人。某人若相信妇女、同性恋等应该有平等权利，此人不一定是左派。我们现今社会中的女权、同性恋权利等运动，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腔调，此为左派的特性。比如，某人若相信妇女应该有平等权利，并不意味着他必然会同情现今的女权运动。最后说明
我们在本文中的陈述不甚精确，这些陈述本应附加各种限定条件以及保留意见，且有些陈述或许根本就是错的。信息的不充分及简要的必需，使我们无法更精准地表达主张，亦无法附上所有必要的限制条件。这类讨论当然主要依靠直觉判断，而直觉有时是错的。因此我们只能声称，这篇文章只是接近于事实真相的表达。
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勾勒的轮廓大致正确。只有一个可能的破绽需要指出。我们将现代形态的左派描绘为我们时代特殊的现象，一种权力过程中断所致的症状。但是这可能是错的。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别人，以满足自己权力欲的过度社会化者，这种人可能早就存在了。但我们认为，现代左派思想独有的特征，下列症状对其起关键作用：自卑感、自尊心低下、无力感、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受害者。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受害者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可在十九世纪左派思想与早期基督教中见到。但据我们所知，自尊心低下等症状，在上述运动与其他运动中，远不如在现代左派中那么明显。但我们无法断言，这种运动在现代左派之前并不存在。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历史学家应该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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